大学生到农村就业前景观察

　　从2008年开始，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在此之前，辽宁、江苏、北京等地已试行此政策多年。2009年，北京市三年前选聘的第一批大学生“村官”即将合同期满“卸任”，他们同时面临着下一步的出路问题。

　　特定意义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所指的事件，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末。较之“老知青”，此番大学生下乡也是让知识服务乡村，同样面临城市的就业压力，且带有行政意味，我们因此把当下的大学生“村官”称为“新知青”。

　　两次“知青运动”当然无法类比，上一次是强制性色彩浓厚的政治动员，而这一波虽也有政策性激励，但一些大学生带着“改造乡村”的理想化情结自愿“上山下乡”，早已不是孤例。

　　无论是行政动员，还是个体自觉，我们对他们的关注都出于对中国问题的探讨:新一轮“知青下乡”有怎样的政经背景？80后“新知青”给中国农村带来什么真实变化？他们与中国农村的未来之路在哪里？　

　80后女大学生的村官生活

　　毕业仅半年的女大学生刘荣华，带领岁数跟她父亲甚至爷爷差不多大的老党员，治理这个800多口人的村子。母亲对于女儿当村官不以为然:“好不容易把她供出来，结果又回到农村了。”

　　为村里打了5眼机井，修了一条350米的水泥路与邻村相通。这是女大学生村支书刘荣华上任不到3个月交出的施政答卷。

　　今年3月25日，这个去年刚毕业的“80后”女大学生，全票当选为唐山市乐亭县大相各庄乡王潘各庄村的村支部书记。

　　一个年仅22岁的小女生，何以在短期内赢得村民和村干部的认同？刘荣华的上级、大相各庄乡党委书记郑洪涛说:“你不能只注意看得见的那点成绩，还有那些看不见的呢！”

　　树立威信

　　刘荣华当选之后才发现自己接手的是一个负资产的村:没有企业，上届村委修路把村里唯一能卖钱的树林给卖了，村里的集体机动地也租给了别人，目前还有20多万元的债务。

　　“快栽秧了，再不打井，又该打架了。”上任半个月，有村干部提醒刘荣华。在乐亭这个蔬菜大县，水和交通是农村发展的两大制约因素。具体到王潘村，用于灌溉的19眼机井有7眼经常不出水，村民只能排队浇地，但时间不等人，排在后面的人等别人都浇完地，节气也过了。每到栽秧季节，都是村里争吵打架的旺季。“因为缺水，很多人不敢种蔬菜，只能种玉米，靠天吃饭，而一亩地用来种玉米，收入顶多1000多元，如果种西红柿，少说也得5000元。”1985年曾担任村支书的史少胜说。

　　面对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刘荣华表现得很谨慎，“怕她们骗我，糊弄我是个小丫头。”刘荣华拉着大她5岁的村主任黄新勇到地里考察了一番，情况果然如此。算了一下，要解决灌溉问题，需要新打6眼机井。接下来的问题是，钱从哪来？

　　在王潘村当村支书前，刘荣华曾在乡里另一个村干过半年村主任助理，对于如何为村里争取资金和项目，她并不陌生。这个村的包村单位是市民政局，刘荣华与代表民政局与村子接触的干部反复沟通，为村里争取到了20万元的支援。能争取到这个数目，除了对口因素，刘荣华的个人努力也不可或缺，郑洪涛说，“在唐山地区，包村单位每年给村里的支援，不成文的‘行情’是10万。”

　　包村单位“承包”的时间是3年，自从上一任包村单位届满，王潘村还没有新的接替者。在刘荣华上任前，黄新勇为了打井的事，曾通过朋友去找过一些企业，“但你没项目没产业，人家不可能给你钱，你又不是希望工程。”刘荣华只能通过乡里引荐到县水利局和财政局，然后一趟趟地找上门去磨嘴皮子。她发动了从乡党委书记到一般干事在内的力量帮忙游说，直到两个单位合计3.5万元的打井款项汇到村里的账户上。用这笔钱，村里打了5眼机井。一位正在地里浇地的村民说，原来的老井光走字不上水，新井打出来后，浇一亩地的电费从200元降到了40元。

　　刘荣华的另一个政绩是修路。两个月前，如果从西边滦南县的高各庄村进入王潘村，两村间交界的土路是过往司机最头疼的。这条路是村里往外运输蔬菜的必经之路，“蔬菜怕颠，一颠就坏。”村主任黄新勇曾想自己垫钱把这段路修成水泥的，被刘荣华制止了。

　　“这条路属于村村通工程，乡里是有修路指标的。”根据这个判断，刘荣华向乡里递了材料争取了一段350米的修路指标，又找同样有修路需要的高各庄村筹了1万多块钱，加上村里收上来的电费作为预付款，把路修了。欠款等工程正式验收完，乡里给的修路款到账后再还上。

　　刘荣华说，当地干部更多的是困在自己家的一亩三分地里考虑问题，“我的视野可能比他们开阔一些。”

　　而在村民们眼里，刘荣华的大学生身份显然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光环效应。史少胜的话代表了村民对她的普遍看法，“国家有支持大学生下乡的政策，县里乡里对大学生村官也很重视，有些钱我们去要可能够呛，刘书记出面就不一样了。”而村里干过20多年的老支书史井俊，更是把大学生刘荣华比作“金凤凰”，“落在哪哪跟着沾光”。

　　调和乡村矛盾

　　得知刘荣华要参加王潘村的党支部竞选后，史少胜找到乡党委书记郑洪涛说，“乡里如果一定要派她来参选，至少我不参加选举。”

　　“他嘴上说是自己不参加选举，实际上的意思是，他这一派的党员都不参加啊。”郑洪涛对记者说。

　　王潘村的村支书选举，一直是困扰该乡的长期病灶。此前，由于派系矛盾该村已连续两届选不出村支书，今年换届选举之前选了两次也是无果而终。

　　“每到选举村支书，你这派有希望当选，我这派的人就不到，村里党员人数就那么多，有一派不到就凑不齐人数。”郑洪涛告诉记者。

　　今年2月，已经是党员，当时正在乡里另一个村当村主任助理的刘荣华听说了这个事情，主动请缨，申请参加这个村支部的选举。正为此事感到头疼的郑洪涛，决定用“公推直选”的方式，把刘荣华的党关系转到了王潘村，参加村党支部的选举。

　　在老支书史井俊的描述里，现任村党支部委员兼村委委员的史少胜是个搅局者。每届选举史少胜都要竞选，虽然很少能当选一把手，其派性力量却足以影响一把手的产生。在郑洪涛面前，史少胜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书记我也能当”。刘荣华确定要参选后，他的对策是，“你不是不从我们这里选吗？你来选了，我们也不到会，让你选不成。”村党支部的两次选举因此而流产。

　　刘荣华在成为王潘村支部的党员后，开始了她与村民的接触。“走访一些村民，看看村里需要什么。”作为老支书，史井俊也不时向村民打听这个大学生的情况，陆续听说她帮村民收大头菜，给村里的孤寡户留钱，“小姑娘家，心眼可好。”

　　结果，3月25日选举那天，村里在场的23名党员全票通过，刘荣华当选王潘村支书。“其实史少胜可能也在观望，他知道自己选不上，跟我说，那就让她试试吧”。郑洪涛分析这位搅局者当时的心态。

　　两个多月后，看到了大学生为村里办事的效率，史少胜开始接纳这位小书记。在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一段修路的视频上，刘荣华拿着高音喇叭在工地上不停地走来走去，叮嘱施工队，“厚度宽度都得保证好了，一定要保证质量”。而年纪比她大一倍多，个子高过她一个头的史少胜，跟在刘荣华急促的脚步后，亦步亦趋。

　　“王潘村有个残疾人，房子破得不能住人了，要盖新房，但县残联只能解决一部分资金，史少胜听说后居然主动借了他5000元，又发动一位村干部的亲戚借了他5000元。”这件事也改变了史少胜在郑洪涛心中的印象，“这要在过去，他当不上支书，只能是捣乱。”

　　按辈分算，史井俊是史少胜的族叔，两人的家直线距离不到100米，因为一些陈年旧账，两人20多年没说过话。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完，借村干部一起吃饭的机会，在刘荣华的斡旋下，史少胜当着镜头的面，主动站起来向史井俊敬酒，自此，村党支部内部长达20多年的矛盾被化解了。“他们其实也没什么深仇大恨，可能是碍于面子，谁都不想说第一句，两个人就这么较上劲了。”郑洪涛说。

　　“她是大学生，又不是本村人，在村里没有什么私利的牵扯，说话办事更加超脱。”郑洪涛说，“比起跑资金、跑项目，她在村里更大的作用在于调和村里的矛盾，平衡各方利益。”

　　村官生活

　　刘荣华的家在离王潘村50多华里的另外一个乡，母亲对于她当村官有点不以为然，“好不容易把她供出来，结果又回到农村了。”

　　做村官，对刘荣华来说，一半主动一半被动。2008年，刘荣华从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实习期间她曾在苏宁电器做过一段客服，“每天打电话搜集客户的反馈，再录入到电脑里，没什么挑战性。”

　　因为学的是电子信息工程，之后在网上给一些电子公司投过简历，顺便在6月份参加了河北省统一招聘大学生村官的考试，没达到河北省的录取线，但被唐山市录取了。她在村官培训课认识的一个女孩，因为找到了合适的工作，放弃了已经考上的村官资格。“说实话，如果就业形势不那么紧张，谁也不会主动想到回农村。”刘荣华说。

　　刘荣华以前在学校是学生会文艺部长，她的妆容还能在一张与女友的合照里看到:灰褐色、烫成波浪的长发，剪得整齐的刘海挡住了眉毛。村主任黄新勇在去年12月份去乡里开会，还见过这头长发，等到今年2月份她来村里，已经变短了。以前在学校的衣服也都不能穿，跟同伴去买衣服，颜色以白、灰、黑为主。

　　村官的生活跟学校差不太多，乡里安排10个大学生住在乡政府的宿舍里。刘荣华和其他3个女生住一个宿舍，墙上糊着报纸，吃饭在乡政府的食堂，一个菜一份饭，菜往往是白菜、土豆、粉条、青椒之类。这里实行中午和晚上定时供水，村官们需要排队接水，保证饮用和洗漱。男生们闲时打篮球，而刘荣华喜欢上网、听音乐。

　　每天早上8点，她会准时骑着自己的女式弯梁摩托车来到3华里外的村址。农村的事情琐碎而繁忙，统计家畜，植树造林，说服村民参加新农合，计生宣传，任何一个上级单位的任务，到了农村基层都得由村干部来完成。

　　据史井俊的观察，刘荣华刚到村里时，和村民说话还有些胆怯。郑洪涛也觉得她有段时间有点沉不住气，“村里的自来水井老化该换了，需要20来万吧，她急得不行，拽着村主任往我这跑，村两委班子都来了，这是在向我施压啊！”郑洪涛至今感到好笑，“县委组织部牛部长下乡看望她时，曾对她说过，有困难找他去。结果她真的三天两头去找，牛部长也给逼急了，给我打电话说，让她别再来找了，组织部肯定帮忙，但组织部也没钱啊，帮个两三万还成，到哪去找那么多钱给她？”

　　郑洪涛说，其实这些钱乡里也能解决，“要集中全乡的力量树立一个典型很容易，但这里有个公平问题，对她太倾斜的话，其他村怎么办？”

　　刘荣华自己也不好意思老是向上面伸手，她心里也在盘算着发展一些产业。她琢磨，一到冬天，村里全是大白菜，能否加工成韩国泡菜？但转念一想，很多蔬菜大县都是这个路子，这样会不会很没有竞争力？她说，蔬菜包装也许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选择，城里人生活节奏快，没空洗菜，我们洗干净包装好了，做成那种开袋就能下锅的。

　　记者采访时，刘荣华正在随县里组织的考察团访问江苏，参观包括华西村在内的富裕农村，“说实话，可借鉴的东西有限。”刘荣华希望能有更多与当地农民交流的机会，因为“真正值得学的是当地农民的意识”。此次江苏之行，她拍了很多照片，想用苏南地区农村的繁华“刺激”一下村里人，“虽然达不到这个水准，至少让他们看到差距，提高他们的意识，让他们把目光放长远一点，我以后的工作也好做。”

　　前一阵号召村民清理街道时，正赶上插秧，白天干了一天活的村民们，晚上不大愿意再动了，这时候史井俊带着一群老党员把家门口清理干净，其他人也跟着动了起来。受此启发，刘荣华想建一个村民活动中心，把村里的健身器材放进去，让大家有个交流的公共场合。她希望能以此带动村民中的积极分子，“你要改变一个村，不可能就靠你一个人。”

　　刚刚上任3个月的刘荣华还处在和各方的磨合中，至于3年后，她说:“我没想未来。”

　村官突围

　　他们对农村的理解与现实之间尚存在很多错位之处。对此，有人选择了适应，有人选择了突围

　　3个月了，陆成田一直憋着一肚子火。

　　3月初的一天，北京市平谷区人事局召集区内所有合同即将到期的大学生村官，宣读了一份北京市政府有关续聘的文件。续聘一事，从此前有关部门一直承诺的“想留就留”，变成了“只留20%”。陆成田续聘的打算，很可能要黄了。

　　这意味着，北京市首批招聘的2000名大学生村官，在距离合同期满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将有80%的人必须再次面临出路问题。

　　难题

　　石景明是北京市平谷区马坊镇洼里村的党支部书记，是陆成田的顶头上司。石景明至今还记得2006年3月村官汇报自己规划的场面:村干部在下面正襟危坐，村助理在上面神采飞扬。听着一个个气势磅礴的规划，石景明心里直犯嘀咕:“能实现吗？”

　　陆成田自己有一个成型的规划。在中国农业大学读书期间，他就在导师的指导下，种植了一些中药材，颇有心得。现在，他想把这个试验移植到农村。在他看来，这至少有几方面的优势:一是自己是学这个的，又有这方面的实践；二是自己的导师在行业内渠道甚广，销售应该不是问题；三是洼里村土地资源丰富，人均达两亩以上，正适合大规模推广。

　　来马坊之前，陆成田对村官的定位有二:一是“村助理至少应该算个副村级，在村领导不懂业务的情况下，还不是由你说了算”；二是主要负责发展生产，“带领村民致富”。他记得，当时的宣传中，有两块内容被着力渲染，一是“为副处级干部储备”，二是“为新农村建设加力”。

　　马坊镇是北京市2006年村官的两个试点之一。当年共招收了30名村官。其中15名来自中国农大，15名来自北京联大。由于上任的时间较北京市其他村官早了3个多月，这些人受到了媒体几乎密不透风的关注。陆成田后来的合作伙伴、马坊镇梨羊村村助理高浮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该镇的30位村官，几乎每个人都在媒体上露过脸。

　　要想推广种植，先要让村民看到好处，陆成田决定先找一块试验田。洼里村书记石景明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由于村里以前曾有过失败的先例，大家对中药材的前景并不看好。但在当时全民关注村官的大形势下，村主任还是腾出了几分地给他。陆成田于是远赴河北挑选种子，同行的还有他的师姐、梨羊村的另一村官陈娟。

　　其他的村官也跃跃欲试，马坊镇开始进入第一轮密集的创业期:小屯村的助理程宣辉想办一个家教班，给村里的孩子免费辅导；高浮图想着怎样能将本地丰产的桃，供应给就在不远处的顺义设厂的汇源果汁。

　　陆成田的种子刚下地，就碰上了第一个难题:怎么浇水？虽然水井就在50米远的地方，但还是需要用管子把水引过来。村委会门卫张福恒可以提供管子，但是怎么运过去？村民的架子车一趟就能解决问题，但问题是，村民会不会帮你？

　　陆成田原来想，这个试验是为村里做的，村干部和村民提供点帮助理所应当。但他很快发现，村民根本不理他们这些大学生村官，把他们看成一群“不会干农活”的“外乡人”。村官们一腔热血的致富理想，在村民的眼里，只是一个个来自于书本上的不成熟想法。他们满腹狐疑，冷眼旁观。村领导也在撂给他一块地之后，任它生死由便了。

　　除了水的问题，还有很多现实问题。比如电的问题，浇水就要接电，电费谁来出。还有犁地、翻地、施肥等一系列问题。陆成田原来以为，这些杂事都会有人帮他料理，他只需稳坐中军帐，提供点技术方面的支持。这种想法，在当时初来乍到的村官中非常普遍。东店村的大学生村官李丰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心目中的村官定位，其实就是技术员。

　　洼里村党支部书记石景明说，这一时期村官的一个特点就是理想化色彩太浓，“想法很多，但有点脱离实际”。到了第二年，村里又来了一名村官，在石景明看来，踏实了很多，“叫干啥干啥，没事就坐着。”

　　陆成田说，他本来可以把水管一根一根地扛到地里去，但他不想扛，因为他看到了村民对此漠不关心。这种态度让他意识到，即便自己的实验取得了成效，也会在随后的推广中折戟沉沙。于是，这些被寄予厚望的种子，从下地的第一天起，就注定了一个暗无天日的结局。

　　陈娟的中药材试验，由于没有一块像样的试验田，最终半途而废；程宣辉的家教计划，最终消弭在漫长的等待中；高浮图专门去了一趟顺义，发现汇源果汁早已有自己的原料供应商，并且非常稳定。

　　只有二条街村的草莓项目看起来有些眉目。这个日后被广泛宣传的创业典型，为村官王丽娜赢得了北京市“五四奖章”等诸多荣誉。在其他村官看来，这一项目的成功，除了公认的村官自身的努力外，更重要的是村干部提供的良好平台。

　　错位

　　陆成田承认，自己以前对农村的理解，有些一相情愿。他想象自己工作的第一幅画面，应该是“很多村民围着我，问一些生产上的问题”。

　　村干部对发展生产也不十分积极，石景明说，一方面是因为土地已归各家各户，村干部很少有发挥的空间。更重要的是，上级对村干部的政绩考核，重点也不在发展生产，而在维护稳定。

　　石景明说，维稳占据了村干部太多的时间，以至于很难再给生产挤出时间。此事之所以占据了太多的精力，是因为他们不仅要处理已有的问题，还要紧盯其中的隐患。而后者让他们的神经时刻紧绷，因为他们的考评直接与此挂钩。“有上访的就要扣分，扣分就是扣钱”。

　　但除了户口等一些现实考量外，大学生村官就是奔着发展生产来的。《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马坊镇近10位村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近乎一致，要么是为了自己创业，要么是带领村民致富。

　　有时候，他们还要尽量避免陷入维稳的漩涡中。“一旦村里有纠纷，他们就躲得远远的。”石景明说，他们管不了，也不愿管。

　　“村里的水很深。”一位不愿具名的村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些纠纷可能涉及几代人的恩怨，一个外来人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为自己招来祸端。”一开始，他曾试着用自己的善意介入其中，但在有一次差点把自己赔进去的经历后，从此对这种事敬而远之。

　　而真正的威信，却又总是在解决此类争端中培养起来的。“得能镇住他们。”石景明说。这就产生一个矛盾:村官要图发展，需要在村民中树立威信，而威信的建立，又往往存在于他们极不愿意涉入的维护稳定问题中。

　　突围

　　但有的大学生村官还是心有不甘。梨羊村的助理陈娟，在种植中草药失败后，又将视线投向了甜玉米。

　　她是这一拨村官中唯一的硕士。农学出身的她一直在寻找一个农业项目，在刚来的第一年显得尤为急迫。

　　但马坊镇工业城镇的定位，正让农业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在二条街的草莓项目获批后不久，农业大棚的大门也渐渐关闭了。

　　在否定了之前的好多想法后，2007年初，陈娟想起了母校的nd413超甜玉米。这是一个早已试验成熟的品种，口感与牛奶相近，推出后在农大很受欢迎。

　　由于不改变原有土地的用途，这一项目在2007年4月份顺利获批。

　　此时，由王丽娜和刘亚鹏主持的二条街村的草莓项目早已名声在外，在经过了与农村一年的磨合后，村官们之前受挫的创业意愿再次抬头。

　　与上一次不同的是，村官与村民之间的信任，已在过去的一年里渐渐生长。陈娟的合作伙伴、村里的另一位大学生高浮图说，甜玉米项目后来能获得推广，受惠于他们在这一年中所做的两件事情。

　　一是与村后的铁路货运站交涉，为村里赢得了赔偿。梨羊村紧邻铁路，经常有大量的煤渣倾倒于此。2006年春夏之交，大风卷着煤渣，吹向正处于受粉期的桃树，几成灭顶之灾。村民找到村委会，正值村领导不在，两位村官就把这活给接下来。

　　货运站领导认定了两位村官只是想出出风头，就以利诱之，说自己跟镇上领导很熟，“说一两句好话，就能给你们评个先进”。两人没理这一套，继续交涉，最终为村民要回了赔偿。

　　另外一件事，是京平高速施工时，堵上了村里的排水管道，一些村民的东西被淹。他们俩拿着相机，把施工现场的情况一一拍下，最终也要回了赔偿。

　　这两件事情过后，两人明显感觉到，自己与村民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村领导拍着胸脯对他们说:以后你们想干啥，村里绝对支持。没有地，挤也要给你们挤出来。

　　甜玉米第一年试种的5亩地，就是5个村干部一亩一亩挤出来的。第二年推广的350亩，其中的300亩是陈娟从邻村租来的，另外的50亩，来自于村里的“比较可靠”的农户，村干部在其中的斡旋起了很大作用。

　　这350亩地，陈娟都会和农户签合同，给他们承诺一个保底价。“保底价一般是每穗3毛6钱。按照亩产3000穗算，这已经比原来种植普通玉米的收入高出三四百块钱。”

　　“如果卖出的价钱高出保底价，多余的部分，在扣除管理费后，还要还给村民。”这样算下来，在推广种植的2008年，农户的实际收入接近每穗4毛钱，一亩地算下来差不多1500块，比原来的收入高出一半左右。

　　销售始终是个大问题。有人为她算过一笔账，如果甜玉米卖不出去，陈娟和她的合作者高浮图、王丽娜，将不得不支付高达35万元的土地保底价。其中的绝大部分，将由陈娟承担——2007年11月，由陈娟发起成立了“新三农特色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陈娟任法人代表，高浮图和王丽娜任理事。

　　陈娟相信，农产品不同于其他东西，只要努力找市场，总能找到销路。“大不了就是拉到市场上去卖嘛！”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2008年的销售渠道中，市场批发占据了差不多一半的份额。还有一部分，给了一个高端礼品的加工商。私下里他们还在找一些其他的渠道。在镇政府帮忙的高浮图一听说谁要买礼品，就会忙不迭地推荐这些甜玉米。

　　自救

　　全额续聘的希望落空后，摆在陆成田面前的路还有几条:参加续聘考试，挤进20%的行列；参加专为村官准备的公务员考试；再有就是自谋生路。

　　前两者陆成田不抱什么希望。一是竞争激烈，二是加分因素在其中左右态势。这两场专门针对村官的考试，都制定了各级优秀的加分政策。其中续聘考试的加分幅度尤大:国家优秀加30分，市级优秀加20分，区级优秀加10分。“而试卷本身只有100分，且只按其70%计入总成绩。总成绩的另一部分，就是这些全额计入的加分。”

　　由于续聘考试距离政策的宣布只有4天，加分因素在这些仓促上阵的考生中几乎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果然，在平谷区所有续聘的30人名单中，各级优秀占了其中的28位。王丽娜凭借30分的加分，从原始排名的第57位一下子升至第1位。

　　由于优秀的评选标准不为人知，这些评选的公正性引来一些质疑。高浮图搞不清楚，为什么别人在奥运期间获得的“首都‘迎讲树’活动先进个人”可获20分的加分，自己同为奥运荣誉的“北京奥运会志愿者先进个人”却没有加分。

　　今年5月份专门针对村官的公务员考试，加分的幅度相对小一些:国家级优秀加12分，市级优秀加10分，区级优秀加5分。

　　在主动放弃了上述两次考试后，陆成田开始在网上向用人企业投简历。

　　他发现，自己在农大时所学的专业技术，早已在过去的3年里日新月异。学弟学妹们现在谈论的热点问题，已经超出了他所能理解的话语体系。

　　他不知道该如何向企业解释自己这3年的经历。发了10来份简历，没有一点回音，陆成田有些丧气。但高浮图告诉他，自己发了不下500份简历，同样杳无音信。

　　程宣辉接到了首钢公司的面试通知。这个从天而降的机会，来自于各大国有企业接到的市里有关安置村官的通告。他的信息在通告上被首钢看到，学食品的他于是顺利地进入首钢的后勤部门。多位村官在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交流时，都提及这个让他们叹为观止的成功案例。

　　陆成田和高浮图决定不再作无谓的努力。此前他曾为第二轮任期内创业购买了纸箱机，于是在马坊镇敬老院的几间平房里，他们开办了一家纸箱厂。

　　马坊是平谷的工业重镇，占地4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和近2000亩的物流园区或行将破土或已开始招商。在陆成田看来，这些将为纸箱厂提供充足的消费需求。另外，平谷的桃香飘千里，每一家桃农一年也要消费几百个箱子。

　　对于最终还是选择了自主创业，陆成田说，除了多条路都被封死外，还有始终吸引他的农村对于创业的各种便利。

　　比如，他们租了5间总共近百米的房子，房租1年8000元；他们雇了两位附近村里的

　　“改造与被改造”的践行

　　一些大学生带着理想化情结自愿“上山下乡”，在“一村一个大学生”的政策洪流下，略显孤独

　　村里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了，跟村民们张罗专业合作社的，是大学生王德斌。这是河北省顺平县柴各庄，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最初村民把王德斌当成“北京来的人”。两年过去了，合作社蹒跚着起步，他们也逐渐明白，王德斌和他们一样“无权无钱”。

　　这个下乡的年轻人多少带有些理想化色彩，大学期间组织社团支农活动，毕业即加入一个叫“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民间ngo，开展农村人才计划。他自诩有着晏阳初、梁漱溟的志向，“愿意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八十年前晏阳初骑着毛驴进村，城市知识分子掀起乡村改造运动。他们将中国农村的问题归为“愚、穷、弱、私”四端，主张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别医治之。

　　王德斌出生于南方农村，相较“医治”，他更愿意称之为“自治”。两年前，这位有着“农民儿子”情怀的大学生，热忱饱满地回到农村；两年后，他更为明白的是，村民仍是指望着“有权有钱”的人去改善他们的状况。

　　“北京来的人”

　　王德斌到柴各庄，村民并不意外。一些村民看过“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带去的一张报纸，上面刊登了王德斌毕业前夕写的一封家书。他在信中写道:

　　“万事开头难，就算没有美好的前景，我们也应该去做。想想为什么占绝大比例的人口却不能过着便利轻松的生活，为什么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劳作却抵不上别人几个月的工作，为什么别人可以拿退休金，而我们却在60岁后还要脸朝黄土背朝天；为什么别人有这个保险，那个保险，而我们生病却不能及时医治；为什么大多人都把眼睛投向远方，而不顾生我养我的地方？”

　　王德斌在华中农业大学的专业是农村区域管理。“我来自农村，所学与农相关，有责任也有条件回到农村，让农民过上有自信、有尊严的生活。”

　　这封家书，建立了他与村民间的信任。

　　早在2003年起，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就对台鱼乡，包括柴各庄、小水村、史家沟等在内的周边六个村进行调研，先后有两名大学生驻村了解当地情况，组织发展当地合作社。村民并不清楚何谓ngo，知道他们从北京来搞乡村建设，称他们为“乡建中心的人”。

　　乡建中心的前期工作是组建老年协会、文艺队。2004年，各类文化组织相继转型为合作社。

　　2007年7月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当地已运行了2到3年的六个合作社终于可以改变“黑户”的身份。法律施行的第二天，小水村的葛大爷就找到工商局，但随后的注册跑了两个月，葛大爷明白，合作社缺个“明白人”。

　　“理论说得火热，实际上农民自己并不明白合作社。”王德斌到顺平县要办两件事，一是让村民搞明白合作社的事，二是搞明白农民如何合作的事。

　　8月29日，王德斌第一次来到顺平县，协助周边六个合作社的运作。葛大爷到村口迎接，第二天又送他到五里外的柴各庄，转些天是史家沟、东五里岗、南委村。

　　10月，王德斌返回顺平县城，先后到银行、税务、技监等部门咨询。“后续工作像无底洞，领到营业执照之后还要办理组织机构代码证，逾期一个月罚款。农民不可能知道，也没有任何机构履行告知义务。”他说。

　　王德斌就跟着村民跑手续，但这个“北京来的人”并没有尚方宝剑。六个合作社为技监局“逾期罚款1000元”磨了整整七个月嘴皮子。最终免罚款办下组织机构代码证，又在税务上卡了壳。

　如此多番折腾，王德斌有些心凉，也越发明白办事不易。他劝村民，“别着急，先做事”。他也在顺平县安顿下来，他的“安顿”，就是流动着住在村民家里，家当是一包衣服，一箱书。

　　王德斌频繁往返于各村，参加六个合作社的大小会。合作社有自己的理事长，而这个年轻人更像是拿主意的“领导”。他入股柴各庄“闻名柿子专业合作社”，成了社员。“闻名”是顺平第一个在工商部门注册成功的合作社，社员有48户。

　　村民们看得很清楚，一个大学生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王德斌眼里，农民最盼望的还是扶贫款，“没有钱也确实不能办事”。王德斌就对他们说，“不能情绪化，把能办的事情先办了。”

　　王德斌开始着手眼前能办的事。

　　小打小闹的理想

　　农资站销售点的土墙上，贴着一幅大字，“为理想而奋斗”。作者是合作社的会计老靳，他有些拘谨，不像他的字显得有力量。

　　问到理想是什么，他说就是合作社。而对于这个理想，村民们没有更多构想。

　　这是一片极为干旱的土地，处太行山东麓，地势崎岖，经济作物以果树种植为主，品种主要是桃树、柿子树。柴各庄的四口机井被上届村委班子承包给了外村人，灌溉用水靠购买，一小时60元左右。干旱直接影响了果品的口味和质量，也限制了粮食作物的种植。

　　与干旱的环境相比，王德斌面临的是更为复杂的心态和农村组织生态。

　　柴各庄有村民1400人，计300户，到2009年6月加入“闻名”合作社的有69户。柴各庄曾在2004年成立了两个协会，一个老年协会，一个文艺协会。2006年转型合并为合作社时，文艺协会退出。

　　“当时选举理事，没有选上他们的人，他们就要走。” 闻名合作社现任理事长于宝银，王德斌称她为于阿姨，她告诉记者，“我们合作社现在也拉起了自编自演的文艺队，可不比他们差，宣传效果也好。”

　　“双方已经有些矛盾，以前的文艺协会继续在村子的另一边活动。”王德斌夹在中间为难，“想让村民都组织起来办事太难，他们自己都说，那是人民公社时候的事情了。”

　　柴各庄没有村长，两次选举都没有人票数过半。2009年初，村支书组织村里一部分人注册了另一个专业合作社。

　　合作社就是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经济互助组织，王德斌想，只要这69户村民认同合作社是自己的组织，他们投票选理事，开会议事就开了好头。王德斌为合作社描绘了发展蓝图，于阿姨为合作社提供场地，花费3000元加盖了两间房屋。

　　但实际上，这个柿子专业合作社还名不符实，“柿子产、供、销一体化，逻辑上没有什么问题，但就是做不起来。”

　　合作社开会讨论，统产统销？需要生产标准化，69户人家的柿子树遍布山坡，王德斌还拿不出生产计划；柿子深加工？村民说，“这坡上产的是水柿子，做成柿子干不划算。”

　　能立竿见影的是农资统购。“农资是每户的必需品，统购统销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有一定的销售量，利润也可观。”

　　王德斌分析，分散的小农市场交易成本非常高。农户组织到一定规模与厂家直接联系，省去中间环节，生产成本能降低一半。“乡建中心有成功案例，大家一算账，也都同意跟着做。”

　　2008年3月，由柴各庄、小水、史家沟三个专业合作社组建的农资服务部开始运作，从进货、分货到定价销售、收回款基本由王德斌安排。

　　“第一年的尝试效果不错，尽管我们在分货和管理上还有一些争吵，4个月的农忙时间利润近万元。”由于利润会按比例分还到社员手中，第二年社员积极性高涨，农资站的一切事项也都交由王德斌管理。

　　因为涉及行政许可经营，工商税务部门还是会来找“麻烦”，王德斌不管他们，“他们要按红头收钱，我们也按红头办事。他们罚款，不交就是。”

　　这一年，合作社开展了文艺表演、农资统购统销、无公害柿子种植试验、合作社骨干外出培训学习的活动。

　　在村民看来，这些事不来大钱，还是“小打小闹”。合作社注册运行两年后，他们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谈论最多的仍旧是扶贫款的“贪污问题”。于宝银希望“政府派来的大学生村官快点来，最好能做村长，不能做村长，至少也能监督扶贫款”。

　　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拓宽农村干部来源，推进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实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

　　相比大学生村官，王德斌显得“没权没钱”，往后的角色也会更加尴尬。他的下一步计划是组建技术服务队，联合附近的农业大学，为柿子产业化做准备。这仍旧是一件见效慢、见钱慢的事。但王德斌坚持认为，一件事不坚持五年以上，看不到成效。

　　“我之前想告诉农民如何做，现在认为每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生活，唯一坚持的是他们能有一些最基本的权利。”在王德斌看来，最基本的权利就是能为自己说话，为自己谋利。“如何为自己谋利，并不需要人教，只要放开让他们自己去做。”

　　然而直到2009年初，六个合作社才相继跑完所有注册手续。

　　改造与被改造

　　也是2009年初，又有四名大学生到了顺平县。柴各庄两户村民给了他们几间房。乡建中心提出付房租，村民说，一年给个200块吧。

　　这五个人组成团队，细化合作社的工作，他们的目标是让农民学会打理属于自己的企业。

　　张可毕业于太原理工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对几个合作社的财务做了梳理，成为了六个合作社的“总会计”。“合作社有完整的组织机构，运转良好，尤其是财务记录，每月一次财务通报。”张可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到柴各庄的当天，正是农资站的结账日。于宝银负责每日的流水账，张可建立了现金流、应收、应付账本，教村民如何记账。

　　这些大学生试图改造农村的同时，也被农村的现实渐次影响。

　　包括王德斌在内，他们曾是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农村发展人才培养计划”项目的学员。2004年起，人才项目每年挑选三十到五十名大学生，进行为期一年的理论与实践培训。

　　有人无法接受农村现实，中途离场，也有人加入乡建中心，留在农村。至2009年初已有30名学员留下，分布在全国70多个村工作。

　　乡建中心在小水村办了农场。他们与当地一家农户合伙，计划养羊、养鸡开发农户承包的荒山，吸引更多大学生到农村创业。

　　徐英全今年20岁，培训后期在农场负责放羊，直到7月培训结束，9月回到学校。

　　“我说服了父母，休学一年，提早看看这个社会。”这一年，徐英全参加了中心的理论培训课程、到深圳的玩具厂装零件、纺织厂剪线头；在小水村，她体验村民的生活、王德斌们的生活。这一年，也将影响徐英全毕业时的抉择。

　　“或许我们是看到真实世界的一群人，”王德斌说，“农村凋敝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实，但我心不死。”

　　乡建中心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办公室在北京市海淀区温泉村，院子的地种着蔬菜，天上飞着鸽子。

　　办公室的志愿者招募，针对女生有两个固定面试问题，一是怕不怕狗，二是怕不怕农村的厕所。

　　“据我所知，愿意长期留在农村的大学生很少。”王德斌很理解，尽管他热爱农村，但同样是，“看得还不够清楚，不知路还有多长”。

　　这个年轻人会在黑夜里哭泣，他是家中长子，他说自己不孝。一次跟村民喝酒，王德斌醉得不省人事。村里的王大爷哭了，他为这孩子的前程担忧。

　　而王德斌仍旧坚持去做。

　　柴各庄柿子坡上的雪莲果种植试验失败了，他无法评估一次孤立试验的成效和意义。他站在柿子坡上看天空和夕阳，景色美好，也让人感到空旷无形的孤独。

　“新知青”的政府意愿

　　由自发涌现的微观现象上升到国家计划，新知青的战略意义，无疑来自新农村建设、基层政权巩固、就业压力缓冲等多重需求

　　由政府推动的一揽子计划正掀起新一轮知识青年“下乡”热潮。

　　2009年4月21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中共中央组织部、教育部、财政部、共青团中央联合下发了《关于统筹实施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将此前各部委出台的“三支一扶”计划、“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特岗计划”“西部计划”进行了一次全面“整合”。

　　此次统一的政策包括:按岗位统一生活补贴标准，统一各项保险，统一各项计划的服务期满就业的政策等。决策者希望借助此次“统筹”形成一股政策“合力”，拓宽出口，推动大学生服务基层工作的进展。

　　在部分地区大学生村官面临出口困境的背景下，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动下集中投放国家和行政资源，能否获得预期收益？依靠行政资源支撑的“新知青计划”路有多远？

　　十几万人的下乡计划

　　在一个向往城市的年代，将人才拉向农村的道路并不容易。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地的政策性尝试从没有间断过。

　　2003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毕业生就业问题时，由共青团中央建议的“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被正式推出，当年，中央财政支持500万，选派6000名志愿者赴西部农村，同时也鼓励各地制订地方的西部计划项目。

　　“到西部，到基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2003年，200多名首批志愿者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行了隆重的宣誓出征仪式。培训，学唱志愿者歌曲《到西部去》，以及宣誓和出征仪式，使这项计划从一开始就带有“理想”色彩。

　　从2003年至今，西部计划的分项目已达到11个，为农村输入各种知识人才10万人次。2009年，团中央将派遣到西部基层服务的计划上升到1.5万，志愿者服务期也由1至2年调整为1至3年。

　　共青团中央志愿者工作部副部长侯宝森说，早在1996年，团中央联合有关部委实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通过公开招募、自愿报名、集中选派、定期轮换的方式，选派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到中西部贫困地区开展教育、医疗卫生、农业科技等方面的志愿服务。

　　显然，西部计划的探索，为后来一系列“知识下乡”政策提供了借鉴。

　　2005年开始，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实施意见》，提出国家鼓励青年到基层就业。随后，多个部委陆续出台“下乡”项目:教育部牵头组织“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织“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计划。

　　2008年，中组部牵头组织的“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计划”将“知识下乡”推向高潮。该计划提出，用5年时间选聘1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

　　据不完全统计，仅2009年度，各部委的下乡计划总数已达到十几万人。

　　相对于中央的强力推出，地方的尝试更早一些。中国农业大学大学生“村官”研究课题组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胡跃高说，早在1995年，江苏省最先开始招募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1999年南通市如东县为解决大学生资源闲置与农村建设亟需人才矛盾，公开招考了88名大学生村官。同年，海南和浙江省也相续推出大学生村官计划。

　　据《2009年度中国大学生“村官”发展报告》统计，到2008年底，全国在任大学生“村官”总数已达13万人以上，分布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80%的县与县级市。北京市实现了村村两名大学生村官。

　　胡跃高认为，地方的试点冲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回流农村的另一个渠道，但仍未摆脱其实验性质。各部委的分项计划将知识青年下乡由“星星之火”推成了“燎原之势”。

　　政策映照下的现实

　　就业压力与农村精英流失的“剪刀差”成为新知青政策的现实背景。

　　2008年底，教育部在连续多年作出“就业形势严峻”的判断后，再次发出了“2009年更严峻”的重要提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09年《经济蓝皮书》中称，2009年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11万人，比2008年增加52万人。大学生就业被普遍认为进入30年来最艰难的时期。而在4年前，这一数据只有338万。

　　早在2003年上半年，大学毕业生就超过了200万，加上sars的影响，学生就业压力骤增，志愿者服务西部计划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推出的。

　　“当时团中央给中央领导提建议，由中央财政给予支持，从2003年起，在毕业生中招募一批志愿者去西部乡镇一级服务，树立到西部去的导向，并借此推动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侯宝森说，中央决定实施该计划，并在随后几年连续推出了一系列促进计划。

　　在严峻的就业形势面前，在连续实施了10年的教育产业化之后。政府开始发挥宏观调控功能，尝试用行政、财政的手段，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以解决就业难题。引导大学生到基层就业和鼓励自主创业，成为最时兴的思路。

　　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的一份对应届大学生的调查表明，超过57%的人认为“大学生村官计划”是就业压力下的选择，17%的人把农村当作磨练自己的舞台，对农村怀有感情，想扎根农村的有24%。

　　与就业压力相对的是农村精英匮乏的现状。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秘书长、农业部农村政策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余展认为，一方面大学生相对过剩，另一方面农村急需人才，轮流下乡显然为解决就业提供了新思路。政府对“三农”投入的增加，也为“新知青”创造了客观需求和起码的资助条件。

　　路向何方？

　　2006年，正当北京的大学生摩拳擦掌欲在农村一展身手的时候，较早推行“大学生村官计划”的海南省却在这项计划实施7年之时宣告失败。

　　海南省1999年启动“大学生村官”计划，其中，定安县、临高县、昌江黎族自治县、东方市、文昌市、儋州市、三亚市等市县都先后组织招聘过一批“大学生村官”。但由于地方财力不支、少编缺编、缺乏配套机制和社会保障，至2006年，选拔计划工作已陷于停顿。

　　出生于80后、90后的大学生已经不再是单一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身上具有了明显的利益驱动因素:待遇吸引、优惠政策等。余展说，“经济利益的考量成为了他们行动的源动力。”

　　作为中央机关的下放干部，余展在农村当过两年生产大队长，他说，当年知青下乡是靠着行政命令和政治理想鼓舞下的被动流动，并未给农村带去革命性的生产方式，并以知识青年几乎全部返回城市而告终。

　　余展认为，海南村官计划的破产，一方面有财力支撑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还有退出机制的不健全。知识分子下乡多有服务期限，一般规定在2到3年，因此退出机制和通道建设，往往决定了政策的可持续性。

　　“决定可持续性的来自合理的激励机制。”余展认为，在紧张的就业压力下，新知青“下乡”更多是一种被动选择，真正吸引他们的是对服务期满后工作前景的预期。

　　4月底下发的《关于统筹实施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规定，从2009年起，到乡镇事业单位服务的高校毕业生服务满1年后，在现岗位空缺情况下，经考核合格，即可与所在单位签订不少于3年的聘用合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县及县以上相关的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时，应拿出不低于40%的比例，聘用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高校毕业生。”

　　显然，中央已试图拿出更多的行政资源解决新知青的“出口”问题，但在行政资源有限的背景下这样的“出口”能有多宽，未为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