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5篇)
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将于2021年4月1日正式对全球科学界开放,征集来自全球科学家的观测申请。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关于“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简介(5篇)。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篇1
2021年3月31日，“中国天眼”正式对全球科学界开放。
它是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它首次发现脉冲星是在2017年8月22日，那时候南仁东正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
而截至2021年3月29日，通过“中国天眼”，我国已发现300余颗脉冲星。
为什么特别说到脉冲星?
“脉冲星就像宇宙中的灯塔。由于它精准的规律性，脉冲星还被认为是宇宙中最精确的时钟。”南仁东曾这样说。
想象一下，就像你在大海上看到灯塔上的航标灯，航标灯不断地旋转着，一明一灭。脉冲星自转时发出的光，就像灯塔的光束不断地扫过太空。当它的光束直射到地球时，就是用射电望远镜能探测到的脉冲星信号。
再想象一下，人类进行深空探测、星际航行，如果飞往火星，或飞出太阳系，甚至飞出银河系，那是无法用地球上的定位系统去导航的。如果确知分散在宇宙中的很多脉冲星的位置，就可以通过它们来定位和导航。同理，当人类发射飞船去火星或更遥远的地方，在行程中发回脉冲信号，“中国天眼”就能接收到它的信号，并判断它的位置。
“中国天眼”的功能远不只是寻找脉冲星。按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权威说法，“中国天眼”的设计综合体现了我国高技术创新能力。它将在基础研究众多领域，例如在物质深层次结构和规律等方向，提供发现和突破的机遇;它还将推动众多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只有25米。相比美国350米口径的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差距巨大。时隔16年，“中国天眼”，这个500米口径的球面射电望远镜横空出世，一举挺进到人类探测宇宙奥秘的最前沿。那么，它是怎样出现的?
南仁东就是“中国天眼”的原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201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南仁东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9月17日，南仁东获得“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同年9月，坐落在贵州的“中国天眼”基地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也是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二
吉林省东辽河上游的辽源，是南仁东的家乡。1945年2月19日，南仁东在这里出生。
少年南仁东爱看“小人书”，口袋里有几分钱就会到出租连环画的书摊去。有时口袋没钱，摊主也让他免费看。一个人小时候对“不知道的事物”充满兴趣，眼界和情怀都会在阅读中悄悄地生长。
南仁东读书成绩不错，但直到上了初中，也只是不错，并不很突出。有位名叫赵振声的老师观察南仁东，认为这个学生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应该出类拔萃呀!一个星期天，赵振声把南仁东叫到家里“谈了一天”。谈什么?就是鼓励南仁东将来为国家做贡献。南仁东考上大学后，曾特地去看望赵老师。他一生都感激赵老师在他15岁的那个星期天，打开了他的人生之志。
人生之志!这是中华文化弦歌不辍的精神瑰宝。“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心中有没有志，学习是不一样的。18岁那年，南仁东参加高考，以吉林省理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录取。
1968年初冬，大学毕业的南仁东被分配到吉林通化无线电厂。这是个1966年新建的小厂，总共不到150人。这个普通的工厂，成为南仁东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另一所大学——社会实践大学。
起初，厂里安排他去包装车间。他去车间里转一下就出来找厂长“理论”，要求换工种。厂长把他改分到无线电组装车间去做“小金工”。金工是各种金属加工工作的总称，包括车、铣、刨、磨、钻等工艺。南仁东喜欢小金工。可是，他很快就体验到“连车个简单的小零件也连连出废品”的尴尬。正是这尴尬，使他认识到什么是“一丝不苟”“严丝合缝”，并重新认识“工人”二字的含义。
1969年厂里接上级任务，要研发便携式小型收音机。南仁东入选厂科研小组。这是厂里以前没干过的事，怎么攻克这难题?厂里号召大家向大庆油田学习。学着学着，他被王进喜的话打动了：“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建设等油用是最主要的矛盾。”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那时工厂操场的墙上、车间里、食堂里都贴着王进喜这句话。那时关心工厂研发收音机的不只是科研小组成员，而是全厂职工包括家属。南仁东感到有一个巨大的群体在鼓舞着研发。
他边学边干，把大脑里的知识去生产线上对号入座，把理论上的难题去与机器的实际运转磨合，他很快成为研制小组的骨干。24岁的南仁东和技术员、工人们一同研发的收音机终于成功了。工厂里一片欢呼，大喇叭里播放着他们研发的收音机收到的歌声：“雄伟的天安门，壮丽的广场……”
他们研发的“向阳牌”收音机走俏全国，成为著名品牌。这是南仁东第一次参加一项科研新产品的设计研制，第一次实现了把知识变成技术，把技术变成产品，进而变成商品，进入千家万户的过程。这个经历对南仁东非常重要。
他在通化无线电厂“学工”10年，经历了研制便携式收音机、电视发射机和小型智能计算器的全过程。今天通化厂的老干部、老工人对南仁东的评价是：他车、钳、铆、电、焊样样都会，样样都精，设计、制图也很专业。
“我是个战术型的老工人。”南仁东这句话里有他对自己青年时代工厂生活的回忆，有他同工友们的友谊……那种在车间里铺开图纸，一边端着饭盒吃饭，一边讨论技术问题;那种日夜加班，没有加班费，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那种大热天吃完饭，用手抹一把脸上的汗，接着干的生活是快乐的。
南仁东初进厂不愿去包装车间，后来他却主动去包装车间“补课”，还去锅炉房干活。他还琢磨统筹谋划、分工协作，了解从原材料进厂到出成品，中间有多少工序。这已不只是技术，连科研带生产，包括设计、绘图、论证、材料准备、购置新设备、设备维修、计划调度、人员配置、成本核算……他全部去了解去实践。他为什么这样做?
什么叫总工程师?哪一块都拿得起来，权威性就有了，协调能力就有了。多年后，南仁东成为“中国天眼”的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通化无线电厂是他成长的摇篮。
1978年，南仁东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录取为天体物理专业研究生。“告别那天，很多人掉泪了。”如果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也许不容易理解这告别中的深情。他的青年时代，党和国家号召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科学实验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南仁东做到了。
三
1981年南仁东获硕士学位，到北京天文台工作，并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他的档案里记载着这一时期他取得的一系列专业成就。然而能做出创造性成就的人不是只靠“专业”，1985年，南仁东感到需要走出去开眼界了。
这年他40岁。秋冬之交，他去苏联访问了两个射电天文台，也是为了去看看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家乡。学生时代，他喜欢读文学作品，最打动他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一直为保尔·柯察金所感动着。他不知道养育了保尔·柯察金的地方是什么样子，他很想去看一看。
他去了。那里有他青年时代的英雄情结。我想，南仁东去看保尔·柯察金生长的地方，是想去寻找一座精神的熔炉。然而，此后他将以自己的生命经历证明：真正的熔炉不在别处，就在他自己的理想、情感、信仰和坚忍不拔的意志中。
我为什么写下这些?我曾用了一年多时间追寻南仁东，渐渐从他亲朋好友的回忆中，从朦胧到清晰地看见一个毕生朝着自己认定的人生价值去作为的南仁东。我日益看见他性格和爱好中所凝练的意志，渐渐感觉能听见他灵魂的声音……南仁东在苦苦追觅、积累、探索天体宇宙方面的学问，以及要用这些学问去从事的创造。就其个人来说，这是需要投入超乎寻常的精力、需要有足够的奉献精神的事业。要知道，南仁东主持的“中国天眼”是在非常的艰难中争取立项。如果没有非凡的理想，没有非凡之志，他会去争取、会去做吗?
我再次看到，一个人心中坚忍不拔的志向，这种心志所凝聚的价值观，是比才华重要得多的东西。
四
1993年发生的一件事，是值得在这里记述的。
这年9月，国际无线电科学联合会第二十四届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南仁东参加了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所属的射电天文学分部的会议。正是在这个会议上，多国天文学家共同提出：要抓紧建造新一代功能强大的“大射电望远镜”。因为地球上无线电的大量使用，越来越多的电波干扰了接收外太空信号，如此下去，人类将被封锁在自己发出的无线电波之内，无法对浩瀚的宇宙做更深入的探索研究。
这是要超越美国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一国的力量难以实现，须多国联手。于是，会议决定成立国际大射电望远镜工作组，由包括中国在内的10国代表组成。
在中科院科学传播局主办的南仁东事迹展里，有一段文字这样写道：“他先后在荷兰、日本、美国、英国及意大利等多家天文机构进行客座研究，回国后曾任北京天文台副台长、北京天文学会理事长等职务。”从1985年到1993年这8年，南仁东去多国天文机构做客座研究。他在日本京都参加射电天文学分会的讨论，深知多国将联合建造大射电望远镜这件事的意义!1993年9月24日，他从日本回到北京，迅速向中科院提出：我们要积极争取让国际大射电望远镜建到中国来。
“这是一个必须抓住的机会。”南仁东说。如能争取到，将极大地提高我国天文学乃至基础科学的研究水平。但是，多国也在争取，我们有希望争取到吗?只有去筹措，才有希望。南仁东开始四面八方联络一批天文学家共谋此事。
1994年初春，北京天文台院子里的树枝冒出新绿的时候，南仁东拿出了一篇《大射电望远镜(LT)国际合作计划建议书》。这份建议书共1.73万字，融入了我国天文学家积蓄百年的科研理想和奋斗激情。这是一份历史性文档，也是南仁东全力以赴为国“出征”的宣言书。
建议得到中科院支持。随即着手选址。这年6月底，他和一位在选址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人相遇，这个人就是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的博士聂跃平。
在贵州万山深处选址，这是南仁东与农民结合的10多年。无论去哪里，总有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为他带路。无路的地方，要用柴刀在丛林中劈出一条路来，没有农民兄弟的帮助是进不去的。而建造“中国天眼”，也正是在无路的地方辟出一条路来。
雨衣、解放鞋、柴刀、拐杖，是他们长年携带的装备。这是南仁东、聂跃平和选址的科研人员再次经历的“社会实践大学”。不论科学多么尖端，理想多么高远，仍需脚踏大地前行。
最让南仁东无法忘怀的是，普定和平塘两地，仅仅听说尚家冲和大窝凼有可能成为大射电望远镜的台址，农民们就把能通汽车的路修到了大山深处。
“不要修，不要修，还没定啊!”南仁东反复说。可没人听他的。那是冬季，那两条路都是在荒山野岭中修出来的。当时的贵州虽然经济相对落后，但那里的农民有股精气神，他们筑路的劳动里有无法用金钱计算的东西。
南仁东曾说“要积极争取”，贵州人民的“积极争取”一次次让南仁东感动泣下。漫长的12年选址和种种“积极争取”的过程中，他遇到了各种困难和挫折，贵州人民的殷切期望和真情相待，是他最大的支持力量。
五
选址是卓有成效的。就因中国的选址报告，1995年10月，有30多位国际著名的天文学家到中国贵州来开现场考察会。但此后，南仁东遇到的困难变得复杂起来。他越来越感到有一股力量在阻止中国争取到这个国际项目。1997年，南仁东意识到，不能把希望完全放在争取国际项目上。一个想法逐渐在他的头脑里成熟：我国应自主建造一架50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这个计划被命名为FAST。
这是南仁东的“两手准备”之一，他并没有放弃争取国际大射电项目。南仁东曾去征求一位外国友人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你们连汽车发动机都做不好，怎么能造大射电望远镜?” 这句话激起南仁东痛彻的反思。他想起自己十分敬佩的“两弹一星”科学家，当年中国的科技、经济条件都很落后，但老一辈科学家却成功搞出了“两弹一星”!南仁东强烈地意识到：关键技术需要自主创新，老一辈科学家做了很好的榜样，我们现在要向他们看齐!
这期间他的身体出现严重不适，结肠溃疡困扰了他多年。由于他抽烟多，同事们担心他肺部出问题，曾多次劝他去医院检查。他总是说工作忙没时间，不去体检。同事说他生怕查出问题会影响“大射电”立项。他的学生说，南老师其实是个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人，但他说，我要用没死的时间去完成FAST这项巨大工程。他说我们没有退路，FAST没有退路，我们的民族也没有退路，我们一定要冲出去!
南仁东在大窝凼施工现场(2013年12月31日摄)。新华社发(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就在2005年11月，60岁的南仁东向中科院提出：要向国家申请，由我国独立自主建造50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2006年7月，中国申请国际大射电望远镜的方案被否决。2007年7月，我国发改委批复FAST工程正式立项。
这天，南仁东把团队集合起来，对大家说：“FAST立项，不意味着胜利，我们只是刚刚出发。但是，我们正向宇宙的深处进军。”
六
壮志可嘉。但，能不能成功?
从1993年开始，南仁东联系了20多家大学和科研院所的100多位专家。从那时起，他不仅是研究FAST的首席科学家，也是研究众多科学家的科学家，他由此看到“可能性”的存在，重要的是把散在各地的科研力量凝聚起来!这个过程，就是FAST总工程师的诞生。
FAST一经正式立项，决定由我国自主建造，全国积极参与这项大科学工程建设的有近200家大学、科研院所和大中型企业，2016年9月25日，FAST终于落成启用。
南仁东生前淡泊名利，在天文台众所周知。他说过：“在浩瀚的宇宙中，人的一生无论做过什么都微不足道。”但是人们记得南仁东，不少外国友人也记得南仁东。英国天文学家乔瑟琳·贝尔就是其中之一。
乔瑟琳·贝尔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脉冲星的人。2017年8月她到中国贵州，第一次看到绿水青山之中藏着这样一个巨大的射电望远镜，空中高悬着馈源舱，一切有如幻想的天宫奇境……她赞叹道：“太美了!这是一位画家设计的吗?”她当然知道，这是南仁东设计的，她是对设计之美发出由衷的赞叹。
每个人都有理想。南仁东把一生的三大理想——美术、建筑、科学——如此完美地融合在一个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中，如此开阔地将地球、人类，同宇宙联系在一起。
我一遍遍看了他生命中最后一段时光留下的影像，听到他将FAST的科学意义概括为7个字：“一黑二暗三起源”。一黑是黑洞，二暗是暗物质、暗能量，三起源是宇宙起源、天体起源和生命起源。他说这都是FAST要探索的任务。他的声音很小，短促而吃力，有些话连不起来，但反复听，还是能听出他的思索。他在最后的生命时光中，依然没有停止关于宇宙与生命的思索……
“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篇2
“咱们也建一个吧”
没有南仁东,很难想象“天眼”会伫立于世。二十多年来,从fast的选址、立项、可行性研究,到指导各项关键技术的研究以及模型试验,南仁东似乎为这只“天眼”着了魔,把余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它。
故事得从1993年讲起。
那年,日本东京召开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科学家提出要建设下一代射电望远镜,为10年、20年后的射电天文学发展做打算。
“咱们也建一个吧。”国际上提出要建平方公里阵列望远镜,时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的南仁东则和几位同仁一起提议,可根据我国国情,建造我们自己的大望远镜。
从这么一句话开始,南仁东把自己与“天眼”牢牢绑在了一起。“这二十几年,南老师没干别的。”南仁东的学生甘恒谦说,这些年,南仁东的努力程度常人难以想象。
在国际上,用钢结构建造的射电望远镜,口径突破100米已经是工程的极限。想建更大口径的望远镜,就要选择一个又大又圆的坑,借助地势来实现。贵州的喀斯特地貌,坑洼无数,成了天然的候选目标。
为了找到最满意的地点,南仁东从几百张遥感地质图像里挑选出所有接近圆形的洼地,闷头钻进贵州的大山里。他要拄着竹竿翻山越岭,到现场去勘察,这个洼地合不合适,距离嘈杂的闹市有多远。
“那几年南老师几乎踏遍了当地所有的洼地。”甘恒谦说,南仁东爬的山路连那里的农民看了都摇头。那个时候,南仁东的体力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
挑剔的南仁东最终相中了最圆的那个大坑——位于贵州平塘县的大窝凼。然后,他正式提出利用喀斯特地形建造大型射电望远镜的设想。
为了推动工程立项,南仁东每次向相关部门汇报项目,都至少提前一个小时到达会场。他担心因为一丁点儿意外而迟到。
那段时间,经常需要写个三五千字的项目介绍,要得很急。南仁东就和同事一起在办公室,逐字逐句斟酌,常常弄到凌晨。他怕稍有疏漏,影响项目的成败。
对每个细节都了如指掌
夜以继日的付出,让这个恢弘的望远镜工程在南仁东的头脑中逐渐成型。
跟随南仁东做博士后的岳友岭回忆,本科时就听南仁东讲射电天文方法课。那是十几年前,fast大部分技术的攻关开始取得突破。南仁东就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fast各个细节的具体情况,研究到了什么程度,离预期还有多远。
2007年,fast终于正式立项。南仁东更拼命了。
这个巨大的工程需要攻克太多难关,南仁东常常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为了节省时间,中午他总是随便吃点饼干、方便面完事。遇到特别有难度的事,南仁东会长时间沉默不语。
fast开始建造时,大家发现,南仁东总能很快找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南老师对fast是如此了解,从最初讨论到每一个细节设计,所有关键技术他都了如指掌。”岳友岭说。
南仁东则偶尔会跟学生提起,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专业,上学时还曾在机械制图比赛里拿过第一名。尽管清华大学有专门的机械制图专业。
岳友岭参与了fast工程钢索设计部分。fast上的钢索需要伸缩变形,这就需要计算钢索的耐疲劳程度。岳友岭记得,刚开始大家根据fast 30年的寿命初步预估,钢索需要承受约600万次拉伸。南仁东却算出了另一个答案:200万次。后来大家经过多次计算模拟,发现南仁东是对的,600万次的估计远远超出寿命所需,是不合理的。
“钢索应该用什么样的钢,钢索接头部分用什么技术解决,用什么样的工艺支撑fast的外形,南老师都一清二楚。”岳友岭回忆。
在设计fast馈源舱时,最初有4个塔和6个塔等多种设想,但馈源舱的姿态调整一直不能满足科研需求。南仁东曾提出,设计一个带有流体配重的馈源舱。
“这是个非常好的构想,需要极有创造力才行。很难有人想到,用这么简单的设计来应对如此复杂的难题。”甘恒谦说,虽然南仁东的提议因为过于超前而最终未被采用,但这件事让他对南老师在工程方面的造诣佩服得五体投地。
青丝熬成白发
作为首席科学家,南仁东主导和参与了fast项目每个工程难题,带领fast渡过一次又一次危机。
学生们知道,巨大的“天眼”里,熔铸了南仁东的心血,更熔铸了他的感情。在fast建造过程中,这位低调沉默的硬汉常常触景生情吟诗咏志。2008年底,fast奠基时,奠基石上就刻着南仁东亲自拟的对联:“北筑鸟巢迎圣火,南修窝凼落星辰。”
去年9月fast竣工仪式上,一段宣传片介绍了fast二十几年来从无到有的历程。岳友岭从视频中看到了南仁东二十多年前的照片,感慨万千:“南老师拄着竹竿,爬山越岭为fast选址时,头发和胡子还是黑的。”
如今,世界上单口径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已向苍穹睁开“天眼”,而为它把青丝熬成白发的那个人,却永远闭上了双眼。
也许,他只是太累了。也许,他只想化作星辰,与“天眼”长伴!
“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篇3
南仁东，吉林辽源人，中国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曾任FAST工程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负责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科学技术工作，在世界天文史上镌刻下新的高度。 2017年 5月，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 2017年 9月 15日，“天眼”落成启用一年，他却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2018年 12月 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南仁东改革先锋称号，并颁发改革先锋奖章，同时获评“‘中国天眼’的主要发起者和奠基人”。
祖国让他割舍不下
在科幻巨著《三体》中，地球人叶文洁接收到了来自宇宙深处的电波，并做出回答，由此引发了惊心动魄的星际冲突……
现实生活中，南仁东的故事可谓是“《三体》前传”—— 他耗费24年、带领团队完成的“中国天眼”，就是帮助人类从宇宙杂乱的信息中分辨出有意义的声音。它看似一口大锅，却是世界上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可以接收到来自广漠宇宙深处的电磁信号。他将其比喻为“从雷声中听见蝉鸣”。一个当初没有多少人看好的梦想，最终成为一个国家的骄傲!
1945年，南仁东出生在吉林辽源龙山区。南仁东自幼勤学好问，是个妥妥的“学霸”，上初中时曾连续三年六学期荣获全校唯一的“学习标兵”奖状。 1963年，南仁东以平均 98.6分的优异成绩摘得“吉林省理科状元”，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成为辽源地区 10年间唯一考入清华的少年才子。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招生。年过而立的南仁东捡拾书本再次加入了“高考大军”。这一次，他同样令人震惊，跨专业考入中国科学院天文学研究生。毕业后，南仁东被派去荷兰做访问学者，后被日本国立天文台聘为客座教授，享受世界级别的科研条件和薪水。这期间，他参与了 10个国家的大型射电望远镜计划，以多项优秀成果赢得了国际天文学界的赞誉。
然而，就在南仁东名声大沸之时，他却做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的决定——身为中国人，祖国让他割舍不下。 1990年，他放弃了国外优厚的条件选择回国，就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副台长。那时，他在国外一天的收入，就抵得上在国内一年的工资。很多人笑他傻，他却淡淡地说道：“在我眼中，知识没有国界，国家要有知识!”这简短的话语，折射出南仁东甘挑中国天文事业担子的信心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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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在南仁东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他被国际天文学会射电天文分部选为主席。
“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否孤独?”这是南仁东生前常常提及的3个问题。这一切还要从1993年说起。那是在日本东京一场聚集了全球顶尖无线电科学家联盟大会上，有人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的今天，人类应该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
南仁东坐不住了，他一把推开同事的房门：“中国为什么不能做?我们也建一个吧!”从此，他的生命重心就再也没有远离这一主题。
“天眼”是一个大胆到有些突兀的计划。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还不足30米。南仁东却放出“狂”言：要建造一个口径500米，全球最大的!有人嘲讽他痴人说梦，南仁东说了一个比喻：当年哥伦布建造巨大船队，得到的回报是满船金银香料和新大陆。但哥伦布计划出海的时候，伊莎贝拉女王不知道，哥伦布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现一片新大陆。
这个工程虽不被世人看好，但南仁东就认准了这件事，他迎难而上，从此紧紧咬定这个大口径射电望远镜不放松，殚精竭虑20余年，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打造这样一个射电望远镜，选址要求特别严格，需要有一个数百米大的被四面山体围绕的山谷，这个“天然大坑”要能放下超大反射面，而且山体还要能挡住外面的电磁波。有人告诉他，在贵州的喀斯特洼地能选出性价比最高的“天眼”台址。南仁东立即跳上火车，在绿皮火车上坐了近50个小时……从1994年到2005年，南仁东带着300多幅卫星遥感图，走遍了贵州大山里的300多个备选点，上百个窝凼。乱石密布的喀斯特石山里，有些荒山野岭连条小路都没有，只能从石头缝间的灌木丛中深一脚浅一脚地一步一步往前挪。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当南仁东历尽艰辛深入到黔南州平塘县克度镇金科村大窝凼时，看见四周数百米高的叠嶂山峦环抱着中间一个宛若巨碗的大型“天坑”，刚好能够盛装大面积射电望远镜的巨型反射面，而且附近在半径五公里内没有乡镇或人数超过20人的村落，不会产生任何因调频电台、电视、手机以及其他无线电数据的传输造成的电磁环境干扰，一切自然条件和射电望远镜的需求完美匹配。殊不知，此时此刻，时光已经悄然流过了整整12年，已到了2005年了。后来，有媒体记者采访南仁东时问他当时最本真的想法，他说道：“那一刻，我心中升腾起一个最大的梦想，就是尽早把大窝凼变成一个现代机械美感与自然环境完美契合的天文观测站。”
“如果建不好，怎么对得起国家”
2006年，中国科学院召开各院长会议，听取各个“十一五”大科学工程的立项申请汇报。南仁东在会上为 FAST申请立项得到通过。在最后的国际评审中，他用英文发言，由于提前把整篇稿子背了下来，评审最后，国际专家开玩笑说：“英文不好不坏，别的没说清楚，但要做什么，他说得特别明白。”
2007年7月，射电望远镜项目获得国家批复立项，随后开始动工建设。在正式开工那天，南仁东站在大窝凼的正中央，看着工人们砍树除草平地，沉默了许久的他只庄重而严肃说了一句话：“如果建不好，怎么对得起国家?”他心里非常明白这笔账目：国家投入11个亿，FAST寿命若为30年，相当于国家每天投入10万多元资金。如果建设工作没做好导致停工一天，这笔经费就等于白白扔掉了。正是因为这样，南仁东不敢坐在大后方的办公室里做负责统筹协调的总指挥，而是一天到晚泡在大窝凼施工现场，亲自参与工程建设的每一个部分，力求做到“尽善尽美”。开工建设伊始，在审核施工方案时，他看不懂岩土作业的一些细则，就找来专业书籍恶补了一个月，掌握了岩土相关知识，得以轻松阅看全部图纸。有一次，要建一个水窖，他扫过设计图纸，随手标出几处错误给退了回去，令施工方负责人大吃一惊：这个搞天文的科学家，竟然还懂土建。而在后续施工过程中，他还多次向不同工序的作业工人拜师学艺，先后掌握了多门手艺，上钢架去拧螺丝、用扁铲削钢材、在高空梁山上打孔套丝、看试播器调整设备……久而久之，工地上流传出这样一种说辞：在大窝凼，别想蒙南仁东，天文、无线电、金属工艺、画图、力学，他几乎都懂，颇有些“超人”的味道!
事实上，南仁东的“都懂”，完全是建立在他“每天都在学”的刻苦钻研和勇于尝试上的。
寻找外星生命，在别人眼中“当不得真”，但这位世界知名的天文学家的电脑里却存了好几GB的资料，能把专业人士说得着了迷。在南仁东看来，“天眼”建设不是由经济利益驱动，而是“来自人类的创造冲动和探索欲望”。他也时常告诉学生，“科学探索不能太功利，只要去干，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南仁东的性格里确实有股子“野劲”。 2014年，“天眼”反射面单元即将吊装。在正式吊装之前，要先进行“小飞人”载人试验。这个试验，需要用简易装置把人吊起来，送到 6米多高的试验节点盘上，然后在无落脚之地的半空中全程手动操作装试，操作时，如果稍有不慎，人就会摔落地面造成伤残。起初，有好几位年轻工人争抢着要求先上，说下来后会如实汇报结果，但都被南仁东劝阻了，他坚持自己第一个上去。幸好，有惊无险，南仁东完成了各道工序作业后安全落地，并就亲身体验过后总结的注意事项和操作要点一一作了交代。
有趣的是，在这样的施工现场，南仁东特别会“难中作乐”。
有一阵子，FAST建设进入攻坚期。南仁东紧盯在工地上，常常顾不上按时吃饭，于是他就往口袋里塞了些饼干，饿了吃几口。但有时一忙，就忘记拿出来吃，以至于最后饼干在口袋揉搓成了末儿。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认为他要扔掉的时候，却见他直接把饼干末儿倒进茶缸里用白开水一冲，再拿树枝搅拌均匀，然后热情地请大家品尝美味的饼干糊糊，偌大的工地，传出了此起彼伏的欢快笑声。
南仁东喜欢冒险。“天眼”现场有六个支撑铁塔，每个建好时，他总是“第一个爬上去的人”。几十米高的圈梁建好了，他也要第一个上去，甚至在圈梁上奔跑，开心得像个孩子。
就这样，在南仁东的亲力亲为下，建设团队克服了深山作业的枯燥乏味和一个又一个看似无解的技术难题，FAST终于在 2016年 9月 25日全部竣工。
这个面积相当于30个足球场或八个鸟巢的“中国天眼”，是世界上最大且最灵敏的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开机后可以观测脉冲星、中性氢、黑洞等宇宙形成时期的信息，并能接收 1351光年外的电磁信号，未来可用于捕捉外星生命信号。
竣工当天，满脸沧桑的南仁东爬上高高的FAST圈梁，望着“初长成”的射电望远镜，欣慰地说道：“这是一个美丽的风景，科学风景!”艰辛过后，尽是梦想照进现实的惬意和自豪。
“天眼”就是他留下的遗产
中国天眼完美交工了，作为“中国天眼”之父的南仁东却病重倒下了。
其实，早在2015年，南仁东就因身体不适住院被确诊为肺癌。消息传出后，大家都说是 FAST工程把他累倒了。的确，为了 FAST工程，南仁东常年奔波操劳，长时间扛重负，身体的免疫系统早已紊乱并发生病变。
初次手术后，南仁东住进北京郊区的一个花园小院，静静休养。有一天，有位同事前往探望，宽慰南仁东说：“也是好事，总算可以过几天清闲日子了”谁知，原本谈笑风生的南仁东忽然沉默寡言起来，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摇头说了这样一句：“像坐牢一样。”没过多久，他就偷偷离开那个小院儿，跑回了大窝凼建设现场。
好多人苦劝南仁东回去疗养，可是他却坚决不肯。大家都说他是拿命相搏，南仁东反驳说：FAST不成要命也无用!20多年前，自从“中国天眼”的梦想从心底生发出来，南仁东就决定奉献余生，为梦想而活，以至于到生命尽头亦这般果敢决绝。
2017年 9月 15日晚 11时，就在“中国天眼”即将顺利调试运行一周年前夕，南仁东的生命在病痛中戛然而止，他所期待的“中国天眼”探测宇宙新突破性发现亦无法看到，独留深深遗憾弥漫天地间。
南仁东的一生无疑是光辉灿烂的一生。这个外表潇洒的天文老头，不是院士，也没拿过什么大奖，但他把这一切都看得很淡。“天眼”就是他留下的遗产。
“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篇4
2017年9月15日，中国天眼震撼世界时，后方却传来了噩耗，南仁东先生与世长辞!22年的信念和热情，您让中国睁开了天文学界的“天眼”，而您却永远的闭上了双眼。南仁东先生的不幸逝世是中国天文事业的重大损失!我们沉痛悼念并深切缅怀南仁东先生!
仰望星空·追悼楷模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国之栋梁，我辈楷模
魂归天际，纵在宇宙尽头，也要继续探索前进
...
“没有南仁东，就没有中国天眼”
“天眼之父”南仁东 是我国著名天文学家，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工程的发起者和奠基人。他主导提出利用我国贵州省喀斯特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FAST选址、立项、工程建设、落成启用历时22年，主持攻克了诸多难题，为“中国天眼”工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身体力行，长期默默无闻地奉献在科技工作第一线。与团队一起通过不懈努力，克服重重难关，建成了世界第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比美国“阿雷西博”305米望远镜，综合性能提高约10倍。
民族精神、理想、信仰，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在我们这个民族的血液中，就拥有着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蜡炬成灰22载，成就国之骄傲
“ 夜晚繁星闪烁，仿佛觉得外星文明在通过天眼和人类交流”一名访客激动的表述着天眼之旅内心真实写照。 2016年9月25日，FAST落成启用。这是南仁东用生命最后22年的全部智慧、精力与热情，所追求的一个梦想。 南仁东带着300多幅卫星遥感图，跋涉在中国西南的大山里，有的荒山野岭连条小路也没有，当地农民走着都费劲。在考察洼地时，他差点被山洪冲下山，又跌下悬崖，幸亏被小树挡住了身体。这样的艰险，12年来选址时刻伴随着南仁东。当身边人都听得目瞪口呆、吓出一身冷汗时，南仁东却对这些艰难一笑而过。 南仁东带领团队克服了无数技术难关。FAST所克服的索网疲劳关键技术，成就了世界上跨度最大、精度最高的索网结构，还成功应用到港珠澳大桥和平塘特大桥等重大工程之中。
淡泊名利，甘于奉献
真诚质朴，精益求精
南仁东先生说过：“人类之所以脱颖而出，就是因为有一种对未知的探索精神”，他矢志不渝筑造大国重器，克服重重困难，其中的艰辛岂是三言两语描述得出来。
“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事迹篇5
小的时候指着天上的月亮问妈妈：“月亮怎么我走，它也跟着我走，我可以去月球上吗?月球上会有什么呀”，大家会对遥远的外太空充满好奇，当时的技术大家对未知的星空充满好奇，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在一步步揭开外太空的面纱。
作为“中国天眼之父”的南仁东，是他让我们有机会去探索神奇的外太空。大多数的人的他的印象可能停留在带着工作帽、穿着工作服的白胡子老人，知道他对于国家做出的贡献，却不知道南仁东年轻时有过很大的壮举。
一，年少顿悟发奋学习
1951年6岁的南仁东和众多的孩子一样对宇宙有着强烈的好奇心。据小伙伴张平回忆，小学的时候俩人经常去龙首山上看星星。当时的中国处于动荡时期，整个国家在慢慢地恢复，中国还没有能力去发展天文领域。
小孩子的世界里有十万个为什么，南仁东也一样。热爱文学痴迷美术的他在15岁的时候发生了转变，不再是为了自己的好奇心去学习，他有了更大的目标。造成南仁东转变的是他的初中老师。
按道理来说，老师会更关注成绩好的或者成绩不好的，南仁东这样在班级里平平凡凡的学生，最不容易被老师注意到的。这位老师慧眼识才，把南仁东邀请到自己的家里进行谈话，俩人聊理想谈志向。在这之后南仁东变了，开始了人生道路转折。
南仁东在学习上勤奋努力，成绩迅速提升，成为了当时老师眼里的神童，高考以吉林省理科第一名的成绩进入清华大学。南仁东周围的人都知道他是热爱天文学的，高二的时候会订阅天文学杂志，大家没有想到的是高考志愿他选择了建筑系。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分数高出清华建筑系的南仁东被调剂到无线电专业，这个时候的中国需要培养无线电方面的人才。
面对这样的结果南仁东的心情我们无法得知，或许是他内心是不想去无线电专业的，又或许为了国家的发展选择无线电专业，他最后的选择是进入无线电专业，好好学习知识。
二，出类拔萃，青云万里
1968年南仁东毕业被分配到吉林省通化市无线电厂工作，这个地方是南仁东科研的起点。
23岁的南仁东要比同龄人看起来大很多，和同龄人穿搭也很不一样。当时流行行军服装，大家比较喜欢绿颜色的衣服，南仁东去报道的时候穿着皮夹克、黄色紧身裤，脚上穿着给一双尖头皮鞋，这样的装扮在当时的社会是非常时髦的，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异类”是不解。
身为清华无线电专业的第一名，他被领导安排在包装车间工作，当包装工，这样的安排让南仁东非常的生气。在和厂长一番理论以后调到无线电组车间当“小金工”，这个依旧和自己的专业不是很符合，他却很满意，没有什么意见。南仁东把这样一件枯燥的工作做得比专业技工还要好。
1968年12月22日，国家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有很多高材生纷纷到农村去。这个时候的南仁东还没有学够技术，就被上级安排到研发便携式小型收音机小组。24岁的南仁东和厂里的其他小伙伴一起研发了中国第一台便携式小型收音机，这个收音机名为“向阳”牌收音机。
经过批量的生产，收音机向全国售卖，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的收音机。这对于当时的国人来说是无比的欣喜，给大家带来了接受外界新闻的平台。有些人在面对挑战时会选择慢慢退缩，有些人则直面挫折，南仁东则是后者。
1970年南仁东所在的厂从无线电厂分离成独立的一个无线电企业，改名为吉林省通化无线电厂。在这新的一年他们接收到了一个严峻的任务，制造10千瓦电视发射机的任务，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挑战，南仁东认为这对于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
刚刚大学毕业的刘绍禹是不想接手这个任务的，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这样的担忧南仁东是理解的，在他心里就没有不会完成的事情。他认为很多东西一开始也是没有的，都是从无到有的，电的发现和使用，火车的建造与使用这些都是在人类一点一点创造出来的。
南仁东向厂里请示要接手这个任务，在刘绍禹还有其他工作人员一同的努力下经过一年的时间就成功研制出10千瓦的电视发射机。由南仁东主导设计的电视发射机被吉林省工业厅评为第一名。
三，放弃读研，背包回家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在得知这样的消息后，南仁东内心是很犹豫的，妻子郭嘉珍是希望丈夫可以继续进修的，厂里的人分为了两派，一部分人希望南仁东可以继续深造，另外一部分人是希望南仁东待在厂里做研究。
南仁东内心非常的纠结，他决定不去了，继续跟进厂里的集成电路项目。有人为他做的决定感到叹息，无线电台的副局长找南仁东谈话对他说：“眼光要长远一点，一定要去深造，将来可以为国家做出个更大的贡献”。
在听到“国家”二字，南仁东决定要继续深造，白天认真工作，晚上下班复习功课，日子在半工半读中度过。在次年的8月南仁东收到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大家都在为他感到欣喜，人生的新大门在为他开启，可是这个时候他又犹豫了。
在入学两个月以后，南仁东放弃读研究生，拿着自己的背包回到家。他的妻子对他的做法感到非常的吃惊，劝丈夫回去，其余工友也劝南仁东回学校，他认为在厂里干项目比钻研星空实际得多。这件事情被工厂和研究生学院重视起来，大家一起劝返他回学校，经过众人的劝说南仁东返回了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