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全国135个中等城市公布
在106个大城市之后，还有135个中等城市，其中，有12个城市城区人口超过了90万人，距离大城市的门槛不远。另外，近年来因为“白菜价”房子受到广泛关注的鹤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2022年全国135个中等城市公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2022年全国135个中等城市公布
城区人口是衡量城市规模的标准。2014年1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显示，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
第一财经记者根据《资料》数据梳理，至2020年，我国共有106个大城市，包括7个超大城市、14个特大城市、14个Ⅰ型大城市以及71个Ⅱ型大城市。在106个大城市之后，还有135个中等城市，包括了111个地级市和24个县级市。
分省份来看，135个中等城市分布在25个省份。有4个省份的中等城市超过10个，分别是浙江、河南、山东和四川，均为人口超过6000万的人口大省。其中浙江和河南各有12个，山东和四川各有10个。
135个中等城市名单(来源：第一财经记者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2020》整理)
浙江的12个中等城市中，包括了5个地级市和7个县级市。浙江的县级市发展十分突出，不仅有义乌和慈溪两个县级市进入到大城市行列，而且有瑞安、乐清、余姚、温岭、诸暨、永康、桐乡7个县级市进入到中等城市行列。
杭州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汤海孺对第一财经分析，改革开放后，浙江的乡镇企业率先崛起。在充分市场竞争之后。每个县基本上都形成有自己独具特色的产业链和主导产业方向，县域经济发展强劲带来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
24个县级市入列中等城市名单(来源：第一财经记者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2020》整理)
在浙江、河南、山东和四川之后，第一经济大省广东和中部人口大省安徽各有9个中等城市。东北省份辽宁、第二经济大省江苏和中部人口大省湖南各有8个中等城市，江西有6个中等城市，河北、山西、广西各有5个中等城市。黑龙江、湖北、陕西和贵州各有4个，云南有3个，内蒙古和福建各2个，吉林、海南、西藏、甘肃、新疆各有1个。
135个中等城市中，有12个城市城区人口超过90万人，距离大城市的门槛比较近。这12个城市分别是安阳、平顶山、嘉兴、瑞安、泰州、曲靖、达州、营口、揭阳、盘锦、潮州、东营。这其中，安阳市城区人口达到了99.1万人，平顶山的城区人口达到了99万人，嘉兴的城区人口达到了98.8万人。这些城市距离大城市的门槛可谓近在咫尺。
鹤岗、阜新等多个中等城市现“白菜价”房子
从城市发展类型来看，135个中等城市的类型多样。其中，相当一大部分城市是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地级市，此类城市中有不少城市市域范围内的常住人口在减少，但减少的主要是农村地区的人口，城市中心城区的人口规模仍在增加。
另外，像嘉兴、廊坊等临近一线城市，近年来受益于一线城市的产业、人口外溢，发展较快;瑞安、金华等城市处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制造业发达，集聚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三亚、北海等城市作为海滨旅游城市，吸引了不少人口流入。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中等城市为资源型城市，既有榆林、鄂尔多斯这样的成长型资源城市，近年来因为煤炭产业而快速发展。也有像鹤岗、阜新等资源枯竭型城市，屡次因为“白菜价”房子而广受关注。一段时间以来，位于黑龙江省的鹤岗市一度因房价低冲上热搜，甚至吸引了很多外地人去“置业”。在阜新，几万块一套的房子也比比皆是。
大城市的真相
这话反映在城市化过程中，就是尽管国家多年来一直提倡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在土地、资金等方面一度向中小城市多有倾斜，甚至还发明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化”替代词汇——城镇化。
但无奈老百姓用脚投票，最终还是一个劲地往大城市挤。以90后年轻人为例，根据《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他们普遍倾向于奔赴城区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寻求发展。尤其是城区人口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2010～2020年期间，90后占比增长超过60%。而城区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年轻人比例，则出现明显下降。
那么，到底怎样的城市算大城市，为啥总人口902.6万的周口不算大城市，江苏昆山、浙江义乌、慈溪以及福建晋江这四个县级市反倒算?常住人口1046万的东莞和1274万的苏州，又究竟哪个更大?
二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搞清楚几个概念：城市人口、市区人口和城区人口。
所谓城市人口，指的是城市行政区划范围内的所有人口，包括了所辖区和代管县的城镇及农村人口。
至于市区人口，则是指城市直接辖区(又称市本级)内的人口，它剔除了代管县的部分。
以上两类人口的统计范围，都和城市的某一行政边界吻合。而城区人口就有所不同。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的定义，所谓“城区”，是指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所辖区域和其他区域，是实际已开发建设、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基本具备的建成区域范围。
顾名思义，城区人口就是生活在这部分已建成区域内的人口。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以上面提到的河南周口市为例。第七次人口普查时，当地常住人口总计突破了900万大关，但市区人口才区区172万，城区人口更是还不到50万，因而无缘最近刚公布的全国大城市名单。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跟我国独特的“市”制有关。
经常出国旅游的朋友可能会留意到，在国外，市在县下。日本就不说了，它们的县相当于我们的省。即便是美国，州下面是县(county，又可译为郡)，县下面才是市(city)和镇(town)，后两者只有规模大小的差别，并无行政级别上的高低。而不像中国，市下面是县，县下面才是镇，市比镇高了整整两级。
其实，我国历史上也曾存在过西方式的“市”。民国初年，政府改革地方建制，一方面废府存县，由省直管;另一方面又引入西方，主要是日本的城市管理体制，将一些大城市的城区切割出来，成立独立的市政管理机构。
1921年，中国第一个行政区划意义上的“建制市”在陈炯明主政下的广州成立，孙中山之子孙科出任第一任广州市长。根据《广州市暂行条例》，广州市范围包括广州城墙内和城外西关约24平方公里，远小于如今的7434平方公里。市区单独由市政厅治理，不再分属番禺和南海两县，从而结束了上千年的两县分治广州的局面。
北伐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将广州设市的成功经验向全国推广，相继设立了上海、天津、青岛、汉口等8个特别市(后改称院辖市)，以及为数众多的省辖市。但这些“市”的面积普遍都较小。比如当时“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1927年设立之时，全市面积只有494.69平方公里(不含租界)，到建国初，也才拓展至约620平方公里。
1958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了解决上海农副产品供应紧张的问题，才将宝山、嘉定、青浦、南汇、松江、奉贤等原属江苏的十个县划归上海市管辖。全市面积一举扩大了10倍，至6300多平方公里，甚至比明清时代的整个松江府范围还要大。
可以说，虽然都叫做市(city)，但在国外是建成区的意思，而在中国则是一个地理单元的概念，它包括了城区、郊区，以及广大的乡村地带，本质上更接近于古代的府。所以单纯比较上海市和纽约市哪个人口多，意义不大。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在制定城市大小标准时，主要看的是城区人口，而不是全市人口?
三
不同于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这样根据行政级别进行的传统城市划分，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则按照城区人口数量，将全国685座城市重新分为六类：
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城市为超大城市，500～1000万的为特大城市，300～500万为 I 型大城市，100-300万的为Ⅱ型大城市，50～100万的为中等城市，5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
其中，城区人口100万以上的被统称为“大城市”。而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目前全国共有106座大城市，包括7个超大城市、14个特大城市、14个Ⅰ型大城市以及71个Ⅱ型大城市。
仔细看这份大城市名单，我们会发现，很多总量庞大的“人口大市”，城市级别却并不高。比如GDP常年位居全国第六的“地级市一哥”苏州，尽管常住人口排名长三角第二，仅次于上海，但由于下辖县级市数量较多，虽然整体实力强，但本质上并非一座城市，而是一个由多座中等规模城市组成的地区。
剔除昆山、常熟、太仓、张家港这些代管的城市，狭义的苏州市只能排到第三档：I 型大城市。其城市区人口(399.12万)甚至还不及厦门(436.38万)、太原(404.97万)，尽管后者的总人口分别仅有516.4万和530.41万，还不到苏州的一半。
至于像河南人口第三大市周口，以及湖北人口第二大市黄冈(全市常住人口588.3万)，更是连榜单都没上。
又比如，昆山、慈溪、义乌、晋江这四座县级市，成功跻身大城市之列，而它们中有些所在的地级市，要么和它们平级，比如晋江所在的泉州，也只是Ⅱ型大城市;要么甚至还不如它们，比如义乌所在的金华，就没有上榜。妥妥的下克上。
再比如，同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武汉、郑州，常住人口差不多，郑州甚至还略微领先武汉一筹。但由于城市化率差距较大，城区人口方面，武汉竟是郑州的接近两倍，稳坐“中部第一城”。
这里插一句。虽然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中国只有7座超大城市，但那是2020年的数据。考虑到当时武汉城区人口便已达到995.3万，而2021年武汉常住人口又增长了120万，城区人口必然已经突破一千万。所以准确地说，目前中国应该有8座超大城市。
尽管存在这种种“特殊情况”，不过总的来说，权力主导型的体制决定了中国城市的规模大小，往往和其行政级别成正比。比如8座超大城市中，北上广深是公认的一线城市，重庆、天津则是行政等级最高的直辖市，剩下的成都、武汉也是省会、副省级城市。
当然，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差异较大，所以存在一些反例也在所难免。比如榜单上就没有拉萨，它也成为全国唯一不是“大城市”的省会。另外，兰州、呼和浩特、海口、西宁、银川等5座边陲省份的省会，仅为Ⅱ型大城市。而地处珠三角的东莞、佛山这两个普通地级市，却跻身特大城市之列。从中也可一窥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
四
说了这么多，根本的问题其实还是：人为什么一定要去大城市?
对此，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同样一起火灾，发生在嘉兴，就是个只有周遭四邻关注的本地新闻;发生在杭州，省里的媒体一报道，就成为全省新闻;如果发生在北京，无数的央媒一围观，那就可能演变为全国乃至世界性的重大新闻。
当然，这么说或许有点虚，可以量化的是，据说每一千万人才能养活一支交响乐队。另外，地铁、高楼等的建造，也都是有人口门槛的。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2018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一个城市只有同时满足GDP3000亿元以上、市区人口300万以上、地方一般预算收入300亿以上这三个条件，才有资格申报修建地铁。
而住建部前一阵出台的新规，在“严格管控新建超高层建筑”部分也提到：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严格限制新建15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不得新建250米以上超高层建筑。
这么看来，100万人口的城市和1000万人口的城市，彼此在城市能级、基础配套上，其实不是乘数级的10倍关系，更可能是指数级的百倍关系。在一些领域，甚至是0和1的有无关系。
而经过之前多年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带来的大城市人地紧张、房价高企，小城镇鬼城遍地、资源浪费的试错后，国家层面也开始意识到人地错配的问题，并逐渐调整方针。
2020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有这么一句话：推进公共资源由按照城市行政等级配置向按照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转变。
前段时间，中央两办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也提到：公共资源配置与常住人口规模基本匹配。
可以预见，未来，城市行政等级对于公共资源配置的影响将有所弱化，而此番公布的按照城区人口进行的城市规模划分，对于普通人选择求学、工作、定居目的地，将更有借鉴意义。
当然，已经公布的名单代表的是城市过去的成就。有些城市虽然人口规模庞大，却未必有未来，应该慎入。比如哈尔滨，曾经被称为“东方莫斯科”，但过去十年，当地常住人口减少了62.61万，成为全国唯一人口负增长的省会。
又比如天津，其常住人口在2016年达到1443万的峰值后便一路下滑，光去年就净流出了13.6万，目前仅剩1373万，其中城区人口1093万。按照这个速度，可能没几年天津就将跌出超大城市的行列。
同时，除了看人口的总量、增减情况，也得留意城市的产业方向。毕竟，产业是一个城市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吸引人口集聚的重要因素。如果你是搞互联网，那么欢迎来杭州;如果你是从事制造业的，那么建议去宁波;如果你是做小商品贸易的，那就应该选择义乌。
事实上，昆山、慈溪、义乌、晋江这四座县级市之所以能够跻身Ⅱ型大城市，都是因为有产业傍身。义乌是全球小商品之都;昆山是著名的台商集聚地;晋江的运动服装和运动鞋品牌，曾常年霸屏CCTV5;而最近令很多欧洲国家疯狂抢购的取暖器，慈溪则是我国最大的生产基地之一。
都说“人生发财靠康波”，相比需要专业经济知识才能把握住的金融周期，城市周期才是大多数普通人能够倚靠的“康波”。
只有认清上述这些关于大城市的真相，然后结合自身实际，综合考虑，才不至于在城市选择这一人生最重要的选择——个人认为比大学、专业、工作、投资选择更重要。避免犯下无法挽回的错误，从而错失中国城市化的最后一轮康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