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全国人口或出现负增长有哪些影响
2022年全国人口数据公布后，人口和经济学界的专家纷纷预测，2022年或最晚不超过2023年，我国会进入人口负增长的时代。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2022年全国人口或出现负增长具体内容，供大家参考，快来一起看看吧!
2022年全国人口或出现负增长有哪些影响
少子化+老龄化
人口负增长的背后，是“少子化+老龄化”共同影响的结果。
少子化导向的是出生率走低，老龄化带来的死亡率缓慢走高。但许多人往往只关注新生人口，而对死亡率的认识往往模糊不清。
这两年，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一听到死亡病例，往往变得异常敏感。毕竟，在14亿超大规模人口基数面前，再低的死亡率，都会带来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然而，生老病死是正常现象。即使没有疫情，我国每年正常死亡人口都有1000万左右，这也是庞大人口基数带来的影响。
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人口死亡率为7.18‰，死亡人口1014万人，约合每天2.77万人，每1万人中，正常死亡人数72人。
由于经济、生活环境的改善，这些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明显，从1978年的66岁提高到2021年的78.2岁，但生命的自然极限，决定了死亡的难以避免。
其一，零和博弈之下，抢人大战将会更加白热化。
当人口大盘趋于见顶，多数省份自然人口负增长，连上海江苏等发达地区也不例外。这些地方只能靠抢人大战，来维持全市及全省人口不坠。
过去，抢人大战更多抢的是高学历人才，如今，只要有人，只要是劳动力，可谓来者不拒，这正是人口大变局的影响。
其二，一些地区，将会遭遇人口自然增长率转负与人口流失的双重冲击。
过去，由于人口大盘仍在增长，即使人口流失严峻如东北者，也能靠自然增长来对冲人口流出，从而保持常住人口的正增长。
如今，人口自然增长的护城河效应不复存在，大多数地市都将陷入人口持续减少的尴尬，收缩型城市将会越来越多。
其三，作为资产的长期之锚，人口格局无疑会对房地产发展带来极其深远的制约，势必导致房价的区域大分化。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我国00后和10后整体人口，相比80后和90后，少了6000多万，未来20后人口还会进一步缩减。
人少了，尤其是年轻人少了，如此之多的房子，谁来“接盘”，无疑是道无法回避的难题。
2022年全国人口或出现负增长
国家统计局一般会在新年的第一场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公布上一年全国人口数据。202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在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2021年全国人口数据。数据显示，2021年末，全国人口14.13亿人。其中，出生人口1062万人，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净增长48万，自然增长率是0.34‰。
国家统计局编著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2》公布了31个省份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2021年有13个省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13个省份中，至少有江苏、湖北、湖南、内蒙古、山西、天津为近几十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转负。此外，山东和安徽这两个省份也在人口自然负增长的边缘。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去年在《南开学报》上发表论文称，我国总人口负增长的步伐越来越近。总人口负增长是长期低生育率的必然结果，2020年自然增加人口204万人;2021年自然增加 48 万人，无论是人口年度自然增长规模，抑或自然增长速度，相对于14.12亿人的总人口规模而言，中国已经实质性进入零增长值域。
蔡昉在近日举行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论坛暨《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22》发布式上表示，中国的人口总规模在2022年到达了峰值，比预期的要早很多，也意味着2023年开始，中国人口就进入到负增长或者说2023年往后，我国会进入到一个人口负增长时代。
有些专家则预测2022年全国人口就会出现负增长。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卫利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未来80年我国人口增长和老龄化趋势的多情景预测发现，中国人口负增长比预期更早到来，2021年成为中国人口峰值年，2022年起，中国人口进入历史性负增长阶段，并在未来呈现出阶段性加速趋势。
陈卫认为，近年来，由于婚姻观念加速转变、新冠感染疫情持续冲击等原因导致中国生育率加速下降，人口负增长到来的时间比以往预测的时间提前5一10年，人口峰值也比以往预测结果低1000万﹣4000万。
按照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2023年主要统计信息发布日程表，1月17日将召开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2022年中国总人口是否会首现负增长或将在这场发布会上揭晓。
如何提高生育率
经济社会发展因素，是导致近年来我国出生人数和生育率低迷的深层次原因。
在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陈卫认为，中国快速的经济社会变化，对影响生育决策的一系列因素产生很大冲击，其中生育成本的大幅度上升成为最关键的影响因素。
提振生育率，就需要推出降低生育成本的相应举措。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茅倬彦建议，在经济支持政策方面，逐步建立以未成年子女数量为依据的家庭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提高所得税征收起点、降低税率。
在亲职福利政策方面，明确奖励生育假、陪产假以及育儿假纳入生育津贴支付;根据女职工孩子数量建立有效的用工成本分担机制，调动用人单位的提供生育支持政策的积极性。
在配套服务政策方面，将普惠性托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加大生育关怀力度，将生育相关医疗服务逐步纳入基本医疗报销范围，探索辅助生殖技术服务商业健康保险。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段成荣认为，发挥好人口迁移和流动的作用，应当是应对人口负增长的一个主要抓手。
段成荣认为，流动的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特别是“乡-城”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相对城市本地户籍人口来说更高一些。但是，因为他们处在人户分离的状态，相关的服务和措施不能很好满足流动人口的生育需求。
段成荣认为，通过构建流动人口的生育支持、流动女性育后的就业保障，以及婴幼儿照料的政策机制，可以把流动人口这一部分没有实现的生育意愿变成现实。
“我做过一个测算，如果把这部分需求真正实现，可能有0.1甚至更多一点儿的总和生育率的提升。”段成荣说。
原新也认为，量大、地广、长期的人口迁移流动，既激活了人口国内大循环，促进了人口空间的优化布局，也提升了城镇化水平，提高了劳动力自身的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促进人口大国的空间腾挪优势发挥。
段成荣指出，在就业优先战略当中，要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使劳动者能够更好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创造更多的财富，这是有效面对人口总体规模负增长以及劳动力规模负增长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