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法定婚龄可行吗

我国进入人口负增长时代，超低生育率以及年轻人口的迅速萎缩，已成为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降低法定婚龄可行吗，供大家参考，快来一起看看吧!

降低法定婚龄可行吗

在____年的人大会议上，广东的人大代表提出这样一个议案，将结婚年龄调到18岁，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她提出女子14岁、男子16岁左右就已发育成熟，开始具有生育能力。中国男女青少年从性成熟到法定结婚年龄之间的时间长达6年之久，容易造成一些社会问题。降低法定婚龄，有利于保护普遍存在低龄事实婚姻一族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也是时代的需要。建议修改《民法典》，将男女法定结婚最低年龄定为18周岁。“降低婚龄并不是提倡早婚，而是保障年轻人的权利。”

有人认为降低法定结婚年龄是可行的：

《民法典》规定：第六条 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

根据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编的《民法典》：

法定婚龄的确定，一方面要考虑自然因素，即人的身体发育和智力成熟情况，另一方面要考虑社会因素，即政治、经济及人口发展情况，因此，各国关于法定婚龄的规定有所不同：丹麦、波兰、美国一些州规定为男二十一岁，女十八岁;瑞士、越南规定为男二十岁、女十八岁;德国、俄罗斯、新加坡规定男女均为十八岁;日本、罗马尼亚、巴基斯坦规定为男十八岁，女十六岁;菲律宾规定为男十六岁，女十四岁。我国封建时代有早婚的习俗，唐朝男十五、女十三听婚嫁;宋明清时期男十六、女十四可以嫁娶;我国台湾“民法典”规定：“男未满十八岁，女未满十六岁者，不得结婚。”

我国1950年民法典规定的法定婚龄为男二十岁，女十八岁。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和接受能力相适应。1980年修改民法典时，一方面考虑适当提高法定婚龄有利于广大青年的身心健康、工作和学习，以及____工作;同时也注意到法定婚龄过高，不符合自然规律的要求，也脱离群众、脱离农村实际。因此规定“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这次修订民法典，有的同志建议将男女的结婚年龄统一为一个标准，或均为二十二周岁，或均为二十周岁。也有的同志建议降低法定婚龄。考虑到1980年确定的婚龄执行情况基本是可行的，因此没有作出修改。

可见，目前的法定结婚年龄是在“鼓励晚婚晚育”和“____”的背景下制定的。我们不谈结婚是成年人的基本人权，不谈中国的法定结婚年龄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仅从迅速老龄化的人口结构看，“鼓励晚婚晚育”已经明显不合时宜。而且1980年提高法定婚龄那些搞笑的理由也根本站不住脚：“有利于广大青年的身心健康、工作和学习”?“不符合自然规律的要求，也脱离群众、脱离农村实际”?

也有人认为降低法定结婚年龄是不可行的：

1、 经济能力不足。

在中国，16 岁就可以合法工作。如果可以工作，22 岁的人就有可能获得足够的经济收入来支撑家庭。当然，反对者可以说 22 岁的人挣得不够多。但如果以此作为反对理由，那么，是不是拿低保的人也没有资格结婚?失业的人没有资格结婚?月收入 500 元以下的人没有资格结婚?

2、身心不够成熟。

既然公民到了 18 岁可以参军，可以选举，可以完全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难道结婚比参军打仗更危险吗?或者说，一个人可以为自己的政治选票负责，可以为自己的罪行负责，但独不能为自己的婚姻负责?

降低法定婚龄的有哪些意义

计生政策发生了风向转变，全面二孩时代已经到来，这就有了基本的社会现实的切合口。人口红利已经终结，“限制人口”的政策也理应转换到“鼓励生育”。一方面，这是纾解人口红利终结困扰的办法，一方面这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需要。

有人说，“降低结婚年龄”就是鼓励早恋。这种说法太过教条。“降低结婚年龄”不仅符合人口调整的需要，还符合社会现实。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个体成长的加速，当初的结婚年龄已经有些落后了。有专家指出，女子14岁、男子16岁左右就已发育成熟。

降低“结婚年龄”，不是鼓励早恋，而是给“身体已经成熟”的年轻人一个选择的机会，让他们有更多选择空间。因为，有一个基本的社会现实是需要正视的。目前出现的年轻人“堕胎”“同居”现象多发，是与“结婚年龄”没有与时俱进有扯不断联系的。

最为关键的是，还需要面对一个基本事实，在广大农村，其实严格依照现有“结婚年龄”步入婚姻的人并不多，很多人都是在规定的“结婚年龄”之前就结婚的。只不过是他们玩的是“先斩后奏”，办理了婚礼，住在了一起，成为了事实婚姻，却没有领取结婚证，等到了法定年龄再去领证。这也造成了社会问题的发生，很多基层法院办理的所谓“离婚案件”中，“先斩后奏”类型特别多，增加了法院判决难度。虽然没有结婚证，可是他们已经是事实婚姻。

下调法定婚龄能否提高婚育率

现代医学证明，男性和女性的生理性成熟年龄分别为16周岁和14周岁。年满18周岁，即被视为对自身行为和外界事物有成熟的控制和辨认能力。因此，世界各国大多将18周岁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年龄，法定婚龄也围绕18周岁上下浮动。

根据联合国2012年的统计数据，女性法定婚龄小于18周岁的国家占84%，男性小于18周岁的占80%。我国男性22岁的法定婚龄为世界最高，而男女双方均要求年满20周岁的，只有我国。

由此观之，下调法定婚龄才是与世界主流保持一致的做法。很多学者也已经从生理、法理、经济和文化等角度充分论证,下调法定年龄并无不妥。

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为24.89岁，而2020年，这一年龄已上涨至28.67岁。部分地区，如安徽省，已突破30岁大关，达到了男31.89岁，女30.73岁。

与男22岁女20岁的法定婚龄相比，初婚年龄显然畸高。

这意味着法定婚龄并非限制人们婚育选择的主要因素。婚育率低迷，另有他因。

这一问题是当前人口学界的研究热点，不少学者在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观点。

贝克尔在《家庭论》中提出，人们选择结婚的核心原因是个人在婚后可以节约成本支出，实现规模效益。当婚姻成本居高不下，威胁到婚姻的可预期收益时，婚姻对人们的吸引力自然会降低。

鉴于上述因素，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周兴教授指出，在老龄化背景下要解决初婚年龄和生育决策问题，关键在于将婚姻成本控制在合理区间内。他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民生保障水平，包括生育保险、产假制度和生育补贴等;其次，移风易俗，整治高价彩礼，降低婚龄青年的婚育成本;最后，调控房价，完善公租房，解决好婚后“住有所居”的问题。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要想实现某种政策目的，应当使制度规则符合每个个体的自利需求与个人主义的决策动机。因此缓解老龄化、提高年轻人的婚育意愿，仅仅依靠下调法定婚龄显然是乏力的。如何使婚姻和生育的预期收益大于其成本，才是解决问题的真正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