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是我们需要树立的!如何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如何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如果喜欢请收藏分享!

如何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

“可信”展示的是中国的公信力，“可爱”展示的是中国的温润度，“可敬”展示的是中国的责任感，这些都是中华文明数千年沉淀下的文化特质。君子礼序背后的可信，人伦和合背后的可爱，大同理想背后的可敬，是中华文明不间断传承的重要原因。中华文明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有助于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经由“中国”到“全球”的过程，需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切实提升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具体来说，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过程，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步是让海外受众“认识”我们，即让其更多接触到承载中华文明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内容，如创意文化作品、视听传媒产品等;第二步是让海外受众“认知”我们，即让其懂得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一些基本内涵、典型观念;第三步是让海外受众“认可”我们，也即让其对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理念、价值、情感、情怀等产生自发的认同和赞誉。这样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实际上是经由“认识度”“认知度”最终实现“认可度”的逻辑。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在叙事方式上，应以默默浸润、细微切口、日常情感的动人力量，唤起海外受众强烈的共情感，增强其对中华文明的亲近感;在传播渠道上，可考虑加强对网络新媒体平台的依托和借力，让传播更贴近海外受众的日常生活;在传播主体上，可考虑发挥非官方主体力量的补充作用，让民间传播成为中华文明跨文化传播的一抹亮色;在价值表达上，可考虑寻找既能够展现中国文化标识性、本土性、独特性，又能够为全球所共享的价值点，着力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同时，还需要针对不同的区域国别进行“精准传播”。一则，我们可以考虑首先建成区域性文化中心，从影响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中国家开始，继而逐步实现全球性的文化影响、文明贡献。二则，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文化观念、社会背景、人群习惯等差别，在文明交流互鉴时践行“一域一策”“一国一策”，以精准了解、精准传递的方式增强中华文明在各个具体国家和地区的认同度。同时要看到，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国家形象的全球塑造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政府部门、媒体、企业、个人以及各类团体、机构等多样主体的通力配合、久久为功，以真诚之心、坚守之志，在日积月累中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

中国的发展，不仅体现为物质财富的增加、经济格局的重塑，而且也必然意味着文化事业的繁荣兴盛、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与日俱增。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就一定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做好中国的事情、讲好中国的故事。

既要“重逻辑”更要“有情感”，不断提高中国故事的说服力。讲好中国故事，离不开对中国故事深层逻辑的准确凝练与清晰表达。中国故事要“让人听得懂”。最起码的要求，外语要足够好。然后从别人容易理解的叙事方式和思维习惯入手，清晰讲述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和中国故事的起承转合，翻越“文化鸿沟”。中国故事要“让人能动心”。唯有逻辑通达，故事才能动人心弦。注重对中国故事、中国发展道路本身所蕴涵的深刻逻辑，进行有效挖掘和准确表达。以深刻哲理和内在逻辑，打破“文化壁垒”。中国故事要“让人悟到理”。突显中国人思考做事的基本经验和思维方式，注重以理服人，深层讲述中国人的生命、生存、生产、生活和生态的人生道理。要承认情感比逻辑更有说服力。媒体面向大众，不是面对一两个哲学家。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要继承善于讲故事的优良传统，多讲《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以及坦赞铁路等那样的故事，讲述有情感、有温度的中国故事，拉近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人民之间的距离，增强情感认同。

既要“摆成就”更要“展形象”，不断提高中国故事的亲和力。成就不是中国的唯一形象。要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在正面叙事、大张旗鼓宣扬中国成就的同时，要把握内宣外宣的区别。通过讲故事向国外树立形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早在1936年，毛泽东就曾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讲述“延安故事”。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封面：一位英姿勃发、昂首吹着小号的红军战士的剪影，深深烙印在不同时代人们的记忆里，成为红军的形象代言!展形象，重要的一点是把抽象的描述具象化，比如，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时，“半条棉被”故事。展形象，要着力塑造和展示中国魅力、中国文化，比如《航拍中国》《舌尖上的中国》等。

既要“显宏大”更要“示细节”，不断提高中国故事的感染力。讲中国故事时，在展现“大场面”之外，应该更多聚焦个性的脸孔、提高对细节的关注，增强对个体的尊重。要讲好人民领袖的故事。要把他的故事作为中国故事的核心对外传播。他的成长经历、治国理政思想等，都能让世人真切地看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根本原因。要讲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讲述普通百姓、寻常家庭、弱势群体的话题，是永远最具魅力的讲述主题。要讲好接地气的故事，面向世界、取向多元的受众，生动展现中国的美事、美景、美食、人美、心美、情美。

既要“自己唱”更要“别人夸”，不断提高中国故事的影响力。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讲好中国故事，不仅宣传部门要讲、媒体要讲，而且实际工作部门和各条战线都要讲。媒体在公共外交中要发挥主要作用。国际传播是开展公共外交的一个重要手段。要通过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述、世界新闻的中国视角，来打造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新平台。要借助外国人讲好中国故事，可以产生倍增效应。通过不同层面的外国人来讲述中国故事、阐述中国观点、传播中国声音。

既要“叙事实”更要“讲方法”，不断提高中国故事的传播力。中国建设发展的事实，是维护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的底气。媒体传播中国故事，要说实话、讲事实，还要讲究方法技巧。一要换位思考。媒体必须不断培养国际化的视野和思维方式。二要保持本真。换位思考并不意味着失去自己，把中国故事讲出精彩，要求必须有内在的、自己的、独到的东西。三要善于包装。不但要学习主要对手的“包装”术，还要发挥后发优势、弯道超车。比如，近年上映的《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中国大片，讲述中国人的亲情、英雄、故园、家国故事;展示中国人的世界观、思维方式、行为逻辑和生存哲学;体现中国人的亲情观念、英雄情怀、奉献精神和故土情结;传递中国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

中国故事指什么?

讲述“中国故事”，并非简单地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在以文学的形式凝聚中国人丰富而独特的经验与情感，描述出中华民族在一个新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并想象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与未来

最近关于“中国故事”的论述颇多，但何谓“中国故事”，却没有清晰的界定。在我看来，所谓“中国故事”，是指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的故事，在其中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而在文学上，则主要是指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所讲述的故事，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层面：相较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 “个人叙事”、“日常生活”、“私人生活”，“中国故事”强调一种新的宏观视野;相较于“五四”以来，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走向世界”，“中国故 事”强调一种中国立场，强调在故事中讲述中国人(尤其是现代以来的中国人)独特的生活经验与内心情感;相较于“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等经济、社会学的 范畴，“中国故事”强调以文学的形式讲述当代中国的现代历程，在“中国经验”的基础上有所提升，但又不同于“中国模式”的理论概括，而更强调在经验与情感 上触及当代中国的真实与中国人的内心真实。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想在“现实与虚构”这一普遍的范畴中看待中国与故事的关系，而将讲述“中国故事”作为一个整 体，一种新的文艺与社会思潮，我想这可能会更有意义，也更能启发我们的思考。我们讲述“中国故事”，并非简单地为讲故事而讲故事，我们是在以文学的形式凝 聚中国人丰富而独特的经验与情感，描述出中华民族在一个新时代最深刻的记忆，并想象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与未来。

“中国故事”是一种创 造，并不是有一个凝固的中国在那里等着你写，或者有一个固定的中国故事在那里等着你讲。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也处于巨大的转型之中， 这一过程至今尚未完结。在历史的剧变中，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动，现代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国呢?这需要创作者去观察、思考与表达，也需要讨论 与争鸣。当然每个作家的认识与理解可能不同，但“新的中国故事”的诞生，恰恰在于创作者的探索。在探索中，我们必须对这个时代有清醒的认识，也必须摆脱长 期以来形成的思维与认识惯性。比如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将中国认定为“弱者”或“落后者”，这是我们思考很多问题的出发点，但现在事实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再比如，多年来我们习惯以追赶的心态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将他们的现在当作我们的未来，但是现在情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必须以一种新的眼光去重新 看待中国与世界。

“新的中国故事”既是历史的创造与展开，也有赖于文学家创造性的感知、体验与表达。在价值观念与美学风格方面也是这 样，我们讲述的中国故事，既要是“现代”的，又要是“中国”的，我们可以继承传统中国的某些价值观念与美学风格，但也要融入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熔铸 成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新的美学。在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会发现一个新的艺术世界，其中凝聚了我们共同的经验与情感，比如《红楼梦》，比如鲁迅的《呐 喊》与《彷徨》，而只有通过这样的作品，我们才能更深刻地认识一个时代，更深刻地认识世界与我们自身。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更多的作家 在讲述“个人”故事，其实在“个人故事”与“中国故事”之间，还有不少层次，比如家族故事、阶级故事、村落故事等。有意思的是，在“五四”时期，即使讲述 个人故事其实也是在感时忧国，比如郁达夫的《沉沦》，主人公自杀之前还问祖国为什么不强起来，郭沫若的《女神》，更是以个人的激情在呼唤祖国的“凤凰涅 槃”;而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即使讲述一个村子的故事，其实也是在讲述中国的故事，比如《创业史》中蛤蟆滩的故事、《艳阳天》中芳草地的故事，都有一 种整体性的宏阔视野。讲述中国故事这一视野的消失可以说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事情，而其消失的原因一则在于“宏大叙述”的消解，个人故事的盛行，二则 在于中国视野的消失，以西方文学为规范。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重提“中国故事”，也是重建一种新的历史与理论视野。

“中国故事”的 主体是中国民众。随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化，社会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新的社会群落、新的故事不断涌现。但在我看来，“中国故事”应该更多地关注包括工 人、农民、打工者在内的最广大的民众，他们或许不那么引人注目，但他们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与动力，当然，我们也应该在新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视野中关注。

“中国故事”并不是绝对的，中国作家也可以讲述人类故事或宇宙故事，但就当前的历史阶段来说，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个独立的文明体，中国在资本主义 世界体系中的崛起是前所未有的事件，不仅对中国，对世界来说也是需要重新认识、理解与接受的。在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史意义的时代，能否讲述或如何讲述中国故 事，如何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变化，如何理解中国内部的变化，可以说对当代中国作家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在这样的挑战与机遇面前，作家或许只能在探索中寻找最 为适合的立场、观念与写作方法，但我认为，始终站在当代历史的主体——最广大民众的立场上，可以为作家打开一个开阔的视野。

讲好中国故事，让近者悦，远者来，是当代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文艺评论版自今日起，将邀请文艺界人士就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分享创作心得，交流感受体会，共同探讨中国故事的当代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