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励志真实小故事
平时我们经常抽空看一些真实的青春励志小故事总会有所收获的,那么真实的青春励志小故事都有哪些呢?下面是小编带给大家的校园励志真实故事，欢迎阅读!
校园励志真实小故事一
几乎所有认识孙宇晨的人都觉得，他考入北大是个奇迹。
2007年2月，他因获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而参加北大自主招生面试时，面试官甚至不知道他所就读的惠州一中位于哪个省份。
在这所在他之前从未有人考入过北大的学校里，他原本是理科生，但因物理成绩始终徘徊在二三十分间而不得不改学文科。此后，他的成绩有所好转，但直到高三上学期结束时，仍然排在全年级100名开外。
大一时，他在《萌芽》杂志写下《一道论证题》，试图向人们证明“高中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弥补任何的遗憾，只要你下定了决心”。他在文末留下自己的通信地址，邀请中学生和他一道证明这道题目。文章发表后两年多里，他收到了接近1万封信件。
而如今，他即将以北大历史系总分排名第一的成绩结束4年的本科学业。
沉浸于文学世界不可自拔成绩在全班稳居倒数前十
整个中学阶段，孙宇晨从来都不是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好学生”。初中时他就读于一所寄宿制学校，他对3年初中生活的记忆，大多与网游有关。为了玩网游，他常常装病回家休息，晚上趁父亲熟睡后溜去网吧，再在清晨父亲睡醒之前赶回家。
中考前他突然“觉醒”，用功学习了半年，跌跌撞撞地考入了惠州一中。
进入高中后，他对网游的热情骤减，因为他发现了新的兴趣点小说。受在大学中文系任教的父亲影响，他接触了王小波的作品，并因此开始疯狂阅读各类小说。他说：“沉溺于小说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有一个引诱者，我的引诱者就是王小波。”
在王小波“时代三部曲”的“引诱”之下，他整日沉浸于文学的世界中不可自拔。他如此形容自己的高一生活：
“将课表里的中英数政史地全部改成小说或者是文学;整天待在图书馆不出来;考语文的时候，花半个小时做作文的题目，然后花两个小时写一篇3000字的作文交上去，然后就被打了个10分;花一个星期的时间蹲在图书馆写实验小说，写好交给大家评判，只要有一个人说不喜欢就烧掉，如果大家都喜欢就投稿，然后石沉大海;早上的早读全部改成诗歌朗诵，在全班嘈杂的背古文环境下，举起白话诗的大旗……”
与这种率性洒脱相伴随的，是考试成绩的红灯高挂。这其实在所难免除了班主任的英语(论坛)课不方便逃课外，其他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图书馆看小说。全班48个人，他的成绩“稳居倒数前十”，老师们对他的期望是“保惠大(惠州大学)、冲汕大(汕头大学)”。
那时的孙宇晨认为，应试教育和文学理想是对立的，因为二者的根本性质不同，一个是以机械的速度训练为根本，一个要以才华为根本。在他看来，接受“全面平庸”的应试教育近乎“奇耻大辱”，“有限的时间与精力无法覆盖诸多不擅长的学科，数学对于一个专于文史的人来说，真可谓是惨痛的悲剧。”他因此而并不在乎考试成绩，即使全科挂红灯也无所谓，只是害怕让父母知道，“因为他们已经不好意思打我了，毕竟我已经长得比他们还高”。
必须纵身跳入应试教育的河水中尽管也许会将棱角冲刷干净
带着二三十分的数学、物理成绩，孙宇晨在高二时不得不选择转为文科生。此时的他发现自己已不再像高一时那样不带任何功利性地“为了看书而看书”，而已经开始渴望得到别人的承认。他坚信自己有着过人的才能，而身边的很多同学却“不知道这世界上除了做题还有何物”。
但现实却不断地给他挫败感，“400多分的成绩，我连自我安慰的理由都找不出”。
他觉得应试教育总有些使他“备感耻辱”的等级化仪式和细节：按照学校规定，考试时的座位顺序要按照上次考试的排名依次排定，他所在班级的教室是第一考场，而他每次考试都要提着书包“灰头土脸”地挪至第三甚至第四考场。
一次考试时，他看到以往一直排在年级前五的同班女生也到了第三考场，他便有点幸灾乐祸地去讥讽她，但那个女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上次考试期间生病了，英语没考。”
强烈的碰壁感使他开始考虑与常规的升学之路彻底决裂，他开始想办法给自己找一条出路，一条不是高考(微博)的出路。那时的他觉得，参加高考是对应试教育的妥协，“是一种相当可耻的行为”。他坚信自己的才华能让自己通过一条不用参加高考的路径，进入理想的大学。
带着极高的期望，他先后报名参加了第八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和北京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结果却黯然落选。这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打击，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必须纵身跳入应试教育的河水中，尽管它也许会将我这块石头的棱角冲刷干净”。
他为自己定下五项要求：第一是把所有与应试无关的书全部搬回家，只留下一本胡适的晚年谈话录;第二是绝对不进图书馆，所有课程一堂都不能缺;第三是收起对老师的爱憎，以获得应试的知识为目的;第四是保证晚自修的时间，3小时积极进行应试训练;第五是制定每天的计划，并严格完成。
带着450分左右的模拟考试成绩和上述五项对自己的要求，孙宇晨进入了高三。他给自己偷偷定下冲刺目标：中山大学，“极限的非分之想”，则是中国人民大学，王小波的母校。
一年时间成功完成从三本到北大的冲刺
孙宇晨执行五项要求的初始阶段，成效并不明显。他觉得在应试教育体系之中，“坏学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比“好学生”更多的代价，“众所周知，这年头老师都不怎么愿意帮助后进生。”但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选择，“就像一个人临死的时候，他只想活，没有其他的目的了。”在他看来，到了高三的冲刺期，方法已经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态度和坚持。
渐渐地，他的成绩逼近了600分，但增长势头也就此放缓。他的成绩在590分至600分之间徘徊了很久，他意识到，自己陷入了瓶颈期。在广东省，600分左右的高考成绩将意味着他很有可能无法考上重点大学。
而就在此时，他获得了第九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复试资格。当时距离高考，还有6个月。
老师和父母都劝他不要去上海参加复试，因为这将让他缺课至少两周，对于一个成绩正处于瓶颈期亟须突破的高三学生而言，两个星期的意义似乎不言自明。但孙宇晨觉得自己“理想主义开始重新萌动”，抛下所有顾虑，前往上海参加复试。
事实证明，他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他顺利拿到一等奖，随后的高校见面会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郁缀和招生办公室主任刘明利看中了他身上的理想主义，给予了他参加北大自主招生的资格，可在高考时于录取分数线下20分录取。而这意味着，若想考入北大，他还需要在剩下的5个月内将成绩再提高50分。
此后令他感到神奇的是，他此前最头疼的英语，从参加完“新概念”后的第一次考试起就彻底冲破了瓶颈此前他的英语成绩从未上过100分，而自那次考试起，就从未下过110分。而其他科目的成绩，也都在稳步提升。
他后来如此解释这种“完完全全的飞跃”：每个人的潜能其实往往是被过低的自我预期所压抑，而过低的自我预期则源于外在制度压迫。他觉得，应试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在于分数崇拜，强调全面平庸。“在应试教育话语体系中，所谓好学生皆是成绩好的，坏学生皆是成绩坏的，分数评价变成了道德价值判断，人格被分数体系不断否定，破罐子破摔也不足为奇了。”在他看来，恰如其分的“新概念”一等奖肯定，是成功的关键性因素。
在他前进的脚步中，高考如期而至。他最终考出语文115分、数学132分、英语130分、综合146分、历史127分、总分650分的出色成绩，成功完成了从三本向北大的冲刺。
在北大相对更加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中，他如鱼得水。他先习中文，后学历史，成绩稳居历史系第一。他担任北大西学社社长，代表北大赴荷兰海牙参加世界模拟联合国大会，还曾获演讲十佳称号。
在那篇引来近万封回信的《一道论证题》的结尾，他如此写道：“我相信自己的才华从来没有被应试教育的河水冲刷殆尽，而是我真正成功地挑战了应试教育。最后，我仅仅有两点希望：一是希望有理想的人不要向现实低头;二是希望大家一起帮我做这道题目，我希望它在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成立。”
校园励志真实小故事二
（一）
在我上学的22年(1987—2009)中，充满了坎坷与风雨。
7岁时，母亲想让我上一年级，因为交不起钱，只好先上幼儿园，荒废了一年宝贵的时间。12岁时，家里勉强让我上到五年级，我差一点因为交不起考试费用，而失去参加小升初考试的机会。班主任老师来我家做工作，可是，家里实在没钱。结果，班主任代我交了钱。我考了全乡第二名。然而，这个成绩丝毫没有给我带来喜悦，相反，带来的是无尽的痛苦，因为我不知道我家从哪里能弄到学费。邻居家的孩子都没有考上，却因为有钱，可以花钱上初中。当他们兴高采烈、欢声笑语地去镇上上学时，我只能在家里帮忙干农活。村里有个好心人，也是同一姓的家里人，想资助我上学，我很高兴。可是，很快希望就落空了。因为他家里人的反对，他也不得不放弃资助我的想法。
那一年秋天，同龄人都在新学校上学，可我，只能在家里放牛。那个秋天，我背完了整整一本宋词。和我家共养这头牛的大爷，总是批评我放牛不认真，说牛儿没吃饱。满怀委屈的我，也不争辩，只是在想，我不适合放牛吧。
人是没法选择自己的出身的。1980年我出生于安徽潜山的一个小山村。我爷爷有三个孩子，我父亲是老小。奶奶在我出生之前不久就去世了。大叔脚残疾。二叔是个瞎子，很早就去世了。父亲读过新式学堂，但为人怯懦，没有主见，且不会生活。母亲则好强。我8岁时，爷爷病逝，家中无一分积蓄，多亏一位医生资助了20块钱，才最终办了丧事。爷爷去世后，家境每况愈下。母亲无奈，开始四处做生意，一开始是收破烂，后来是做蔬菜生意。
虽然20世纪80年代已经改革开放了，但是我们那个小山村还是笼罩在一片诡秘、落后、封建的风气之中。当我母亲第一次穿连衣裙回家时，全村都沸腾了。随后，她认识了一个生意上的异性朋友，带他回家时，全村更是乱成一锅粥。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大叔以及母亲的那个朋友睡在一起。突然，有邻居急匆匆地大叫开门，父亲起来开了门，一帮人就像凶神恶煞的土匪一样夺门而入。一群妇女稳住了我母亲，一群男人则冲进我们睡觉的里屋。他们将母亲的朋友抓起来，推搡着带到老屋大厅。第二天，他们把他送到了村公所，我看见有村干部在审问，有干部在做笔录，全村人都围在外面看热闹，那情景如今仍历历在目。
母亲性格暴躁又很好强，经常与邻居吵嘴、打架，而父亲又软弱，因此母亲和我经常受到别人的欺辱。有一件很屈辱的事，现在想起来，依然让我很痛苦。那时我还很小，一个邻家妇女和我母亲吵架，结果她拿起淘粪的粪勺盖在我头上。在农村，这种做法是很恶毒的，其用意也很明显，是希望我永远晦气，永远也长不大。
（二）
因为这些背景，再加上这次事件，母亲想到了离婚。那时，我11岁。母亲走了，留下孤零零的我，还有6岁的弟弟。
可怜的弟弟没人照顾，又黑又瘦，直到现在村里人还叫他“黑佬”。他常常自己睡在地上，由于没有人管教，他变得很顽皮，还时常小偷小扒。邻居就向我告状，我也没办法，常常关起门来用皮带打他，我一边打，一边哭。
也就是我考上初中的那一年，父亲养了一头猪。我没有求他卖掉猪给我交学费，因为我知道，即使这一次凑到了学费，还有下一次。以前，我找他要学费时，他总是让我一个人去要债。他只会卖苦力，而别人总是不及时给工钱。我只能认命。那一年冬季，父亲听从邻人的建议，让我跟随邻人的亲戚一起去外地打工。那时，我才12岁，先来到离家几十公里的师傅家，帮师傅家干农活。早上要早起。寒冷的冬季早晨，田里全是一层白白的霜冻，我只能咬牙坚持下去。有时，师傅让我给他的孩子送衣服或者书包，看到同龄人在学校里安静地上课，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后来，师傅带我外出了，来到另一个城市——宣城。我师傅是弹棉花的。因为我力气小，只能做一些简单的活，如刨旧棉絮、牵线等。刨旧棉絮时，常常弄得鼻子里都是棉絮，几乎令我窒息。牵线是用中指勾着，常常弄得中指关节处裂开大口子，血流不止。那时，我身体不好，常常有蛔虫爬出来，我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艰难的冬天过去了，我挣到了75块钱。我穿着在外打工时好心人给的衣服回家了，很认真地将这75块钱交给父亲。他拿着钱去办了年货，我们过了一个快乐的新年。后来，我从别人那里知道，父亲舍不得卖猪给我交学费，却听从邻人的建议一起去偷别人家的打稻机，被抓，受罚，结果卖了猪交罚款。
第二年春天，母亲在外婆家听说了我的事情，非常痛心。尤其是听到有人说我考了全乡第二名之后，便义无反顾要让我重新走入课堂。一开始，村里人还跟我说：“你妈妈会不会拐走你，要卖了你呀?”我无所适从。外婆家离我家有20多公里，那一次天正在下雨，母亲冒雨走来找我，却遭到村里人的白眼。
很幸运的是，因为母亲的努力，以及母亲改嫁后的叔叔，也就是她的那个朋友的支持，我终于重返学校了。我重新上五年级，并于同一年参加小升初考试，结果考了第一名。上了初中，我的成绩依然名列前茅，但那时也非常艰苦。虽然母亲改嫁了，但她家里的经济也很紧张。而且，她改嫁到的地方也和我们村子一样，对于外来妇，村民们充满了怀疑、敌意与仇视。尤其是母亲执意要让我上学，更让他们愤怒。他们认为我母亲是要拐骗继父家的财产，并不安心在那里过日子，也因此妯娌之间常常吵嘴、打架。尽管阻力重重，母亲还毅然坚持让我上学。不过，很幸运的是，我的继父对我上学还是尽心尽力的，尽管他有时也忍不住会受到别人的挑唆，对我母亲大打出手。母亲不止一次和我说过，她不能死，她要忍，她要坚持，因为她要让我上学，她要让她的两个孩子好好活着。
在那段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最担心的不是我的成绩，而是每个学期开始，因为，学费问题总让我一筹莫展。开学之初，我在马路边等母亲来，常常是望眼欲穿，常常是欲哭无泪。饿了，啃一口父亲给我做的干粮;渴了，就只得忍着。马路上尘土飞扬，那时我是多么恨汽车!我恨它们耀武扬威地在我面前驶过，而留下令人讨厌的漫天灰尘!
然而，温暖的校园生活让我孤独、受伤的心灵重新充满了阳光和雨露，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常常帮助我。有位英语(课程)老师的夫人在食堂工作，好心的她常常不收我的饭票，还多给我饭菜。化学老师会时不时塞给我10块钱。而我最幸福的事，就是每个周末买些好吃的东西带回家，给大叔和弟弟吃。
可是，有一次，由于粗心，我犯下了不可弥补的错误。因为吃不饱，父亲给我做一些干粮让我带到学校吃。我吃不完就带回家，因为可以给猪吃，不能浪费了。那时没有多少粮食，一次，大叔很饿，就找到我书包里留下的干粮。可是这些干粮发霉了，大叔吃了之后中毒身亡。无论我怎样后悔，无论我怎样哭泣，无论我怎样呼喊，疼我爱我、与我相依为命、善良可怜的大叔还是走了。
回想大叔去世前一年的暑假，父亲外出打工了，我睡在床上，大叔早上起得很早，去干农活了。结果邻人偷走了装有财物和证件的箱子，大叔害怕父亲回来会责骂他，使劲地用脑门撞墙。他恨自己为什么没有锁门，为什么没有看好家……一年后，受尽了痛苦和屈辱的大叔离开了这个世界。现在，我想好好伺候他，买好吃的给他，可这个简单的愿望已经无法实现了。
（三）
初中三年很快过去，虽然我的分数可以上重点中学，但我们学校的校长表示，如果我高中的成绩还是和初中一样好，学校就免收我的学费。因此，我还是留在母校继续上高中。最令我焦虑和担心的事就变成了每个期末统计成绩。还好，每个学期我都是年级第一。
高中期间，老师、同学对我的帮助更多。新校长会定期接济我一些钱，班主任、英语老师让我去他们家吃饭，同学们也常常帮助我。周末，同学们不嫌弃我家破旧，一起到我家玩。邻居还很好奇地问他们：“他家这么穷，你们来干什么?”
镇里离家5公里，初中时，我每个周末都要回家，因为要带咸菜和米。有时回到家，只有我一个人，肚子早就饿了，只好自己烧饭，弄得我汗水和泪水一起流。没有米的时候，我就常常吃地瓜。邻居又好奇地问：“你喜欢吃地瓜吗?吃地瓜会饱吗?”弟弟一知道我回来了，就立马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怕我管他打他。
高二的时候，在班主任、校长的帮助下，镇上有位领导陈叔开始资助我。学习任务日益繁重，我周末回家的次数少多了。
1999年高考(课程)，我估的分数可能要比重点线多七八十分，校长就给我填了北京大学，他说如果考不上就免费让我复读。班主任则比较谨慎，建议我在提前录取志愿填了外交学院。
我还记得班主任带我去合肥，见了招生老师。结果老师说我太矮(我1.65米)，班主任哀求道：“他还是小孩，还会长的。”最终还是不行。班主任担心我可能考不上北大，太可惜了。
不过，上天眷顾可怜人，我竟然被北大录取了。后来我才知道，我是北大在安徽招的23个文科学生里的最后一个。我还从别人那里知道，我们县重点中学有个复读的学生，分数比我还高，但没有被北大录取。我打心眼里感谢那一年北大在安徽的招生老师，是这位老师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考上北大的消息传到了小山村，村里人大吃一惊。或许他们永远也不会想到我会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也不会想到从小受到晦气诅咒的我会有这么好的成绩。村民们马上给我家送礼，张罗要送我上学，见面了还时常请我去他们家吃饭。要知道，在考上之前，我几乎没在他们家吃过一次饭。那种感觉真是太讽刺了。
因为陈叔的帮忙，我很快就筹到学费。陈叔把我送到了合肥，在分别之际，他请我吃饭。当时，我哭了，不知道是感激，还是担心未来的生活。我只记得他对我说了一句：“清和，不要怕，我们会一直支持你!”
我清晰地记得，我一个人扛着大包裹，坐着学校安排的大巴，来到北大昌平校区。接待我的老师问：“你是一个人来北京的吗?”我点点头。她说：“了不起。”一开始，我的普通话不是很好，常常被人误会。
来到北大后，先前的担心变得没必要了，我们县里有一家人开始资助我。同时，班主任也了解到我的情况，常常帮助我。学校里还有各种奖学金，我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
大一开始，根据成绩以及家庭状况，我就获得了“奔驰奖学金”，而且是连续四年。也是在大一寒假，我家才通了电，尽管我们村很早就通了电。以前，我一直在油灯下看书。大四时，我申请了贷款，同时非常荣幸地获得了国家一等奖学金。
2003年，我获得免试上本系研究生的机会。2005年，我又由硕士研究生转为博士研究生。2006年，在我的导师孙尚扬教授的无私帮助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卢龙光教授的支持下，我获得北大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的资格。从2006年到2008年，我在香港生活、学习。
校园励志真实小故事三
1999年8月，咸宁市鄂南高级中学学生李亮亮以646分的高考总分被北京大学录取，一年后，他在北大因考试作弊被劝退。
第二次高考，他以1分之差被挡在中国人民大学门外。2001年，李亮亮破釜沉舟发起第三次冲刺，2002年8月，他终以全市第二名的高考成绩被清华大学数学系录取。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在清华园学习的李亮亮，并赴咸宁采访，了解到一个清华学子颇具传奇色彩的奋斗经历。
考试舞弊，北大骄子被劝退
咸宁市鄂南高级中学旁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70多岁的李茂炳老人从箱子里翻出一大摞荣誉证书，证书上都写着儿子李亮亮的名字，这是他作为父亲的骄傲。
李亮亮1982年出生于咸宁市嘉鱼县，9岁时，父母离异。1996年9月，他以优异成绩被保送入省重点鄂南高级中学。为了儿子的学业，从一家小煤矿退休的父亲在鄂南高中旁租了间房陪读。在这所尖子云集的重点高中，李亮亮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尤其是数学。
在老师、同学眼中，他就是清华、北大的人。1999年7月，李亮亮在高考中发挥失常，只考了636分，要填报自己喜爱的北大数学或经济管理专业不可能了。在班主任熊正维老师的建议下，他填报了北京大学化学系。
这一年，他以总分646(曾获全国数学竞赛国家一等奖可有10分加分)被北京大学地质系录取。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反而让李亮亮陷入两难。父亲李茂炳以他老矿工的亲身体会，不同意儿子上地质系，要他复读。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这年9月，李亮亮还是踏进了北大校门。进入自由自在的大学校园，李亮亮渐渐放松了对学习的要求。他开始逃课、通宵上网、打游戏。结果第二学期的《大学物理》考得一团糟。
考试结束后，李亮亮突然感到恐慌：自己已有一门课不及格了，要是《大学物理》再不及格……考试结束后，李亮亮到物理系找老师，看到试卷就摆在老师的办公桌上，他不禁灵机一动：何不找个机会偷偷把没做的题目给补上。
第二天中午，他溜进办公室偷改试卷时，被老师抓了个正着，这一严重的舞弊行为很快被通报到教务处。按北大的校纪校规，李亮亮将被开除学籍。他高中的班主任熊老师得知后又气又急，他给北大打电话，请求学校从孩子的前途出发，以一种治病救人的态度酌情处理。
几天后，北大作出决定：要么留校察看一年，要么自动退学。李亮亮大脑一片空白，在辅导员的安慰下，他选择了自动退学。当天晚上，李亮亮给在咸宁的父亲打了个电话：“我想回来复读再考……”
接到儿子的电话，李茂炳心急火燎地赶到北京，一到北大，就被地质系的宋书记请到办公室。从宋书记办公室出来后，明白真相的李父突然苍老了许多。看到父亲满脸的失望和沧桑，李亮亮突然特别恨自己，希望父亲狠狠地骂他、打他一顿。
可父亲只说了一句：“什么也别说了，明年再考回来。”
重压之下，第二次高考失利
2000年8月10日，李亮亮又翻出高中课本，回到鄂南高中，回到了他熟悉而又陌生的高三课堂。为了不影响李亮亮的学习，熊正维老师和李父隐瞒了李亮亮的退学真相，对外称，李亮亮是因为不喜欢地质专业，主动从北大退学回来的。
从北大退学回到高三课堂复读重考，使李亮亮成为整个鄂南高中乃至咸宁市的新闻人物。人们都在关注着：明年高考李亮亮还能考上北大这样的名校吗?2001年7月，由于背负巨大的心理压力，加之北大退学留下的阴影，李亮亮在高考中再次遭遇滑铁卢。
高考结束后，他悲观地给自己估了640分。估完分，李亮亮不敢回家面对父亲，也不敢面对自己，他只想逃避。傍晚时分，他心情沮丧地坐上了最后一趟回老家嘉鱼县城的汽车，一个人来到三湖连江的水库边呆坐了三天三夜!
他三次走进了水中，可三次都回到了岸边。有一个声音在反复地问他：“你这样去死算个什么?你对得起老父亲吗?你对得起爱你如子的老师吗?”“不!我能重返北大，我能考上清华!”
当太阳第三次升起的时候，李亮亮拖着快要虚脱的身体，回到了鄂南高中旁那间租住的小房。年迈的父亲满眼血丝，儿子失踪的这三天，他未曾合过眼。看到儿子平安回家，他松了一口气，默默地做了一碗儿子爱吃的鸡蛋面，放在他的床头。
根据所估计的分数线，李亮亮第一志愿填报了“中国人民大学”。结果当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是636分，李亮亮以一分之差被挡在门外。这时，郑州大学给李亮亮发来了录取通知书。是继续复读还是去郑州大学?
又一个两难选择摆在李亮亮面前。父亲跟他商量，希望他能再复读一年，可李亮亮担心的是：如果明年高考成绩比今年还差怎么办?父子俩拿不定主意，他们找到熊正维老师。熊老师推心置腹地对李父说：“现在最痛苦的人是你儿子。没有人能帮他，没人能理解他的感受。复读还是上郑州大学并不重要，关键是他自己能否走出阴影。”
熊老师这番话一下子解开了李亮亮心中的死结，“从什么地方跌倒就应该从什么地方爬起!”他当即决定选择再次复读。
三上高考场终圆梦清华
2001年8月，鄂南高中以宽容的心态再次接纳了李亮亮，巧的是，熊正维又成了李亮亮的班主任。
而此时，他原先在北大的同学却即将进入大三阶段的学习。在鄂南高中，“李亮亮”这个名字太响亮了。为了排除干扰，李亮亮曾改名李德星。高三第一学期，李亮亮状态极不稳定，时而考年级第一，时而又排在十名开外。熊正维老师对此既着急又担心，他的心理压力丝毫不亚于自己的这名得意门生。
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李亮亮只考了650分，排在全年级第13名。分数公布的当天下午1点多，李亮亮躲到一个非常偏远的游戏机室，疯狂玩游戏。
晚上11点多，熊正维等三个老师和其父亲找了几家游戏机室才将他找到。看到自己倾注全部心血的弟子竟然如此自暴自弃，熊正维老师难掩心中的失望。他控制不住情绪，冲上去猛地踹了李亮亮一脚。接下来是长达3小时的训诫，整个过程中，李亮亮一言不发，一直默默流泪。
新学期开学后，李亮亮像变了个人似的，他给自己制订了一个残酷的学习计划：早上五点半起床跑步，然后背英语、语文，晚自习回家后学习到凌晨两点，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李亮亮的成绩开始直线上升，状态也逐渐稳定。2002年7月8日，高考结束后，李亮亮自信地估出成绩：680分。
这次，他终于按照自己的意愿填报考了自己最喜爱的专业——清华大学数学系。不久，成绩揭晓了，总分678分。其中，他以自己亲身经历写成的高考作文《心灵的选择》获得满分。
如今，李亮亮在清华园学习已近一年。在学校，他再也没逃过一节课。上学期的期末考试，他每门专业课成绩都在80分以上。此外，他还是学校入党极积分子，并选修日语和经济学。
李亮亮说：“这段经历是我人生的一笔财富，它教会了我如何面对挫折、压力和荣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