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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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观后感【篇1】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 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中共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周恩来说：“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事变的成功发动使蒋介石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所以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再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最后蒋介石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而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的转变关键”。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西安事变观后感【篇2】
1958年11月23日，张学良与刘乙光同行，约4点多到大溪，等了10分钟，由蒋经国，刘乙光陪同进入“总统”行辕客厅，相见之下，敬礼之后，一同进入小书斋。张学良与蒋介石再次相见，一晃20多年过去了，对于张学良来说，是整整二十余年的“管束”，往事如烟，恩仇纠缠……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
张学良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见面的情形：
总统召见：下午两点，老刘通知我，五点总统在大溪召见。三点一刻蒋经国派其坐车来接，我同老刘同乘，约四点三时抵大溪。先在一空军上校家中候等，约十余分钟，总统已到，蒋经国同老刘来会同至总统行辕。我将到客厅，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敬礼之后，老先生让我进入他的小书斋。我说“总统你老了!”总统也说“你头秃了!”老先生的眼圈也湿润了，相对小为沉默。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我恭问总统“身体安好，精神、饮食如何?”总统答曰：“都好。”总统问我，“眼病好些否?”余详答眼疾近情。又问我近来读些什么书?我答两三月来因眼疾，未能看书。自从到高雄以后，我专看《论语》，我很喜欢梁任公的东西，近来看了些梁氏著述。总统说：“好好!看《论语》是好的，梁氏文字很好，希望你好好的读些书，反(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
……谈话时，赐以茶点。我问总统：“我应该看些什么书?”总统说：“《大学》和《阳明传习录》很好。”总统说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总统又言：“我(蒋介石)到高雄，我们再谈。”我立起辞行，总统亲自送我到廊外，使我非常的不安，总统止步，乃招呼经国先生送至大门之外，总统对我太客气，使我真不能受用。经国先生行进时，我对他握手感谢，此番召见，乃是他的从中力量。经国讲他将南下，到高雄再会，并很关心北投的住所，叫老刘可否生火，侍卫长亲到门外送。乘原车六点半返抵寓所。(共谈话约半小时)
这是张学良到台湾12年后，蒋介石第一次秘密召见张学良。
张学良的“忏悔”表明自己认识“提高”，希望老先生推荐“应该看些什么书?”并能请教“有道之士”一同读书。从谈话中可以看到，蒋介石仍提到“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看来蒋介石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西安事变”，并且将自己失败的责任都推到张学良身上，即便张学良已付出二十余年的“管束”时光。两人谈话仅半小时，蒋希望张学良“好好读些书反(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丝毫未提关于“解禁”或“恢复自由”的字句。“管束”生活依旧。张学良可以感受到的是，自从迁到高雄，蒋经国频频召见刘乙光询问情况，“此番召见，乃是他的从中力量。”……看来“子承父业”，自己要接受经国老弟的“管束”了。蒋介石后来也到过高雄，却没有再约见张学良。
西安事变观后感【篇3】
西安事变的历史地位不用说了，它为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从而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热潮。笔者总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张学良当时不送蒋介石回南京，会是怎么样呢”?我估计情况要比实际发生的事情好得多，张学良可以带领着东北军到绥远抗日，即使战死，部队被日军打散消灭，起码比他被蒋介石软禁了几十年的结局要好。杨虎城以后的境况也比被关监狱，最后被杀害的悲惨遭遇强百倍。张学良一离开，东北军群龙无首，孙铭九他们又杀了王以哲，造成东北军内部混乱，周恩来只好把孙铭九暂时安排到延安躲藏，共产党为了避嫌也不愿留他们，孙铭九只好离开，最后为了生计当了汉奸，解放后受到审查，这是人们怎么也不愿看到的，张学良送蒋回南京，绝对是缺乏政治头脑的表现。周恩来当时劝他，说：不要一失足铸成千古恨。政治是无情的。蒋介石是一个最不讲人格的人，是一个睚此必报的人，他当时即shi要报在西安受辱的一箭之仇，但张学良不去南京，他也没办法。张学良后来的结局要好得多。
张学良1990年解禁后，她去美国探亲，邓小平，邓颖超，十分希望他回大陆定居，并派他的老部下吕正操前去接他，叶落归根嘛。回来后大陆也会给他一个很高的评价。可他就是没回来，造成终身遗憾。据说是李登辉不让他回，在美国还由得了他?对他守信，值得吗?毛主席说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我看张学良是遇到大事就糊涂。
历史是不能重演的，就是因为历史上有那么多的悲欢离合，那么多的不如意，才让后人为之扼腕叹息，要是什么都功德圆满了，也没有啥意思了，不是吗?
西安事变观后感【篇4】
这个星期天，我观看了一部电影《西安事变》。它讲述了西安事变这一爱国户外的起因，经过、结果，让我更加的了解了当时中国的局势。
西安事变的起因就是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18日夜，一声巨响，南满铁路柳条湖一小段铁轨被炸，打破了东北大地的宁静，原来是日本侵略有预谋制造的，但他们的目的却是侵略东北，他们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进攻了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九一八事变爆发了，而这件事变的真相在战后才被揭开。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想法是借用日本人的刀杀掉共产党。只是出于这一目的，他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他密电给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只有四个多月，东北一百多平米的锦绣河山，全部沦于敌手，但是当时中国还有局部的抗战力量。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军部队，组织起抗日义勇军，抵抗日军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派杨靖宇等在东北组织游击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东北沦陷以后，日本企图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1932年，日本扶植早已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博仪，在长春建立起伪满洲国傀儡政权，从此在日寇的铁蹄下，东北三千万同胞过着耻辱的亡国奴生活。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又出现了西安事变。
日军占领东北后，又将侵略魔爪伸向华北，在中华民族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
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停止向红军进攻，并亲临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的红军。
为了逼迫蒋介石抗日，1936年12月12日，伟大的爱国者张学良，杨虎城联合行动，扣押了蒋介石，实行兵谏。他们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后，西安局势极为动荡。处死蒋介石，中国就有可能陷于纷争四起，群雄割据局面而内战一齐，必使虎视眈眈的日本有机可趁，从而利于其进一步独霸中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不记宿怨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向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方向转变。
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方面的发奋。蒋介石被迫理解“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张学良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观后感【5篇】优秀范文相关
西安事变观后感【篇5】
西安事变的硝烟早已散尽，这段历史离我们也越来越远。但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巨大，我们不能忘记。若没有这次事变，国共合作抗日不知要推后多少年。若没有这次事变，还会发生什么……
《西安事变》。总的来说，该剧依然秉承几十年来大陆主流观念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即认为该事件促成了国共合作全国抗日，“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不过，该剧不像以前的一些有关影视剧那样把蒋介石丑化成不堪入目的“卖国贼”，也不再把“西安事变”完全归结为张学良受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感召”，这使它减少了一些与历史真相的隔膜。但另一方面，该剧仍然有意无意地隐去了一些至关重要的历史事实，比如共产国际在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转变中的关键作用，张学良、杨虎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决策最初是出自于一些长期隐藏在其军队中的党员和一些被称为“托派”的“左派反对派”，等等。因此，作为一部“历史剧”，它带给观众的“历史认识”仍然不免肤浅和偏颇。
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华北相继沦陷，红军三大主力长征后胜利会师。当时的形势是国难当头，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矛盾。但蒋介石倒行逆施，顽固抱住“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不变，仍然调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东北军、西北军继续“进剿”陕北延安的红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希望日渐渺茫，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在民族大义的感召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逼蒋抗日的兵谏“西安事变”。
以“大历史”观来看在“西安事变”历史舞台上表演的各方，其“历史逻辑”也清晰可见：蒋介石有着使中国真正统一的“雄伟抱负”，其在日强中弱的现实下是否真有“攘外”的决心暂且不说，但先“安内”以解除后顾之忧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只是他缺乏了一点儿审时度势的眼光;高举“抗日”大旗自然是出于国家和民族的意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显然首先还是为了自身的生存，只不过其巧妙地将生存需要附着在了“国家大义”的口号之中;张学良，有“大少爷”的狂傲自大脾气，怀着杀父失地之恨，其亟欲以“抗日”洗刷“不抵抗将军”的耻辱和想开创自己的“新局面”的冲动自然强烈，蒋介石想单纯以“亲如父子”的感情驾驭他显然是过于自信了。由此可以说，当年国、共、张三方在“西安事变”舞台上的表演都有其“合理性”，这“合理性”既包括他们从各自思想理念出发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也包含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而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受“大历史”操纵的结果。
在剧中，胡军扮演的张学良英气、帅气、刚毅、果断、霸气，些许匪气，豪爽伟岸，尽显男子汉的阳刚之气，又不失儿女情长，想象当年的张学良似乎就应当是这样。杨虎城老谋深算，沉稳睿智，可歌可泣，令人敬仰。蒋介石两面三刀、阴险狡诈。宋子文眼界开阔与大气沉稳，宋美玲外交风范与个人魅力，赵四小姐纯情温柔与坚贞不渝，陈诚聪明俊拔与唯命是从，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政治是无情的。”的确，张学良、蒋介石金兰之交，座上宾、阶下囚转瞬间，令人叹息和扼腕。张学良和杨虎城当时的悲壮和后来的命运又使人伤感，但我总以为，我们通过对“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的客观研究，以史鉴今，从而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发展方向有所思索，这却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