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哲理故事余秋雨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汉族人。当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学者、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电视名人、节目特邀主持人。专业从事散文、艺术理论的写作。为此小编为大家推荐了短篇哲理故事余秋雨，希望对大家有用。
短篇哲理故事余秋雨篇一
闲读梧桐
梧桐就在我们住的那幢楼的前面，在花圃和草地的中央，在曲径通幽的那个拐弯口，整日整夜地与我们对视。
它要比别处的其他树大出许多，足有合抱之粗，如一位“伟丈夫”，向空中伸展;又像一位矜持的少女，繁茂的叶子如长发，披肩掩面，甚至遮住了整个身躯。我猜想，当初它的身边定然有许多的树苗和它并肩成长，后来，或许因为环境规划需要，被砍伐了;或许就是它本身的素质好，顽强地坚持下来。它从从容容地走过岁月的风雨，高大起来了。闲来临窗读树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某日，母亲从北方来信：寒潮来了，注意保暖御寒。入夜，便加了一床被子。果然，夜半有呼风啸雨紧叩窗棂。我从酣梦里惊醒，听到那冷雨滴落空阶如原始的打击乐。于是无眠，想起家信。想起母亲说起的家谱，想起外祖父风雨如晦的际遇。外祖父是地方上知名的教育家，一生两袖清风献给桑梓教育事业，放弃了几次外聘高就的机会。然而，在那史无前例的岁月里，他不愿屈从于非人的折磨，在一个冷雨的冬夜，饮恨自尽。我无缘见到他老人家，只是从小舅家读到一张黑色镜框里肃然的面容。我不敢说画师的技艺有多高，只是坚信那双眼睛是传了神的。每次站到它跟前，总有一种情思嬗传于我，冥冥之中，与我的心灵默默碰撞。
浮想联翩，伴以风雨大作，了无睡意，就独自披衣临窗。夜如墨染，顷刻间我也融入这浓稠的夜色中了。惊奇地发现，天边竟有几颗寒星眨巴着瞌睡的眼!先前原是错觉，根本就没有下雨，只有风，粗暴狂虐的北风。这时，最让我“心有戚戚”的便是不远处的那株梧桐了。只能依稀看到它黛青色的轮廓，承受着一份天边的苍凉。阵风过处，是叶叶枝枝互相簇拥颤起的呼号，时而像俄罗斯民谣，时而像若有若无的诗歌。不知怎的，外祖父的遗像又蓦然浮上眼帘，似与这株沉默的梧桐有种无法言喻的契合。不求巨臂擎天的闻达，但也有荫庇一方的坦荡。
次日醒来，红日满窗，竟是大晴。
惦念的是那一树黄叶。推开窗棂，读到的树，竟是一个显山露水的甲骨文字;没有昨日那遮天蔽日的叶子，剩下的是虬树挺干。我的心像是被谁搁上了一块沉重的冰，无法再幻作一只鸟，向那棵树飞去了。这一夜的风呵，就凋零了满树的生命!而风又奈你何，坠落的终要坠落，无须挽留，你还有一身傲骨与春天之前的整个冬季抗争!
于是，我读懂了梧桐的寂寞，不是慨叹韶华流逝的漠然，不是哀怨人潮人海中的孤寂，而是一种禅意，一种宁静和虚空的玄奥，服从自然又抗衡自然，洞悉自然又糊涂自然，任风雕雨蚀，四季轮回，日月如晦，花开花落，好一种从容淡泊的大度!不禁又感慨起外祖父的英年早逝，悲哀起他屈从天命的无奈、悲哀起那个年代里的人们。
又是一阵熟悉的树叶婆娑的沙沙声响，亲切地叩击着耳鼓。俯目望去，一个红衣女孩雀跃在那黄叶覆盖的小径，那模样似乎每一片叶子都在为她青春的步履伴奏。此刻，我的窗台上，扑进一阙蓬松的阳光，洒在案前昨夜未曾合上的一卷旧书上。
短篇哲理故事余秋雨篇二
酣睡在寒风中
“文革”中有一件小小的趣事，老在我的记忆里晃动。
那时学校由造反派执掌，实行军事化管理，每天清晨全体师生必须出操。其实当时学校早已停课，出完操后什么事也没有了，大家都作鸟兽散，因此，出操是造反派体验掌权威仪的唯一机会。
老师们都是惊弓之鸟，不能不去;像我们这批曾经对抗过造反派、现在已成瓮中鳖而家里又有很多麻烦事的学生也不能不去;只有几个自称“逍遥派”的同学坚持不出操，任凭高间喇叭千呼万唤依然蒙头睡觉。这很损造反派的脸面，于是在一次会上决定，明天早晨，把这几个人连床抬到操场上示众。
第二天果然照此办理，严冬清晨的操场上，呼呼拉拉的人群吃力地抬着几张耸着被窝的
床出来了。造反派们一阵喧笑，出操的师生们也忍俊不禁。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了，难道强迫这些“逍遥派”当众钻出被窝穿衣起床?如果这样做他们也太排场了，简直就像老爷一样。于是造反派头头下令，“就让他们这样躺着示众!”但蒙头大睡算什么示众呢?我们边上操边看着这些床，这边是凛冽的寒风，那边是温暖的被窝，真是让人羡慕死了。造反派头头似乎也觉得情景不对，只得再下一个命令：“示众结束，抬回去!”那些温暖的被窝又乐颠颠地被抬回去了。后来据抬的同学抱怨，这些被抬进抬出的人中，至少有两个从头至尾没有醒过。
由这件往事，我想起很多道理。
示众，只是发难者单方面的想法。如果被示众者没有这种感觉，那很可能是一个享受。世间的惩罚可分直接伤害和名誉羞辱两种，对前者无可奈何，而对后者，地实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一个人要实现对另一个人的名誉羞辱，需要依赖许多复杂条件，当这些条件未能全然控制，就很难真正达到目的。
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常受围攻的人名誉未倒，而那些批判专家劳苦半辈子都未能为自己争来任何好名誉的原因了。
让他们站在寒风中慷慨激昂吧，我们自有温暖的被窝，乐得酣睡。抬来抬去，抬进抬出，辛苦了。
短篇哲理故事余秋雨篇三
关于名誉
好人自杀
世间最悲痛的事，莫过于好人自杀。
好人自杀，原因很多。有些名震国际的作家、艺术家也走这条路，是出于对生命的特殊感悟，虽然高贵却毕竟罕见，不适合作为普遍现象来讨论。我感兴趣的是古往今来大多数普通好人的自杀原因。
只要稍稍闭眼一想，有1个原因就会立即浮现出来，并且几乎毫无争议地占据主要地位，那就是：为了名誉。
为了名誉，这么多善良无辜的躯体居然愿意撕裂自己、殒灭自己，结束自己的存在状态，细细想来，实在让人震颤。有时在电视中看到世界某地一些动物在海滩边上或密林深处自杀，已经使我们难过得说不出话来，何况我们说的是人，而且是好人。逼迫好人自杀的一定是邪恶，但好人既然连死都不怕，为什么要去怕邪恶?可见还有1种比邪恶更为恐怖的力量横亘其间。
一九三五年阮玲玉自杀留下的遗言是"人言可畏"，"我不死不能明我冤"。我们未成年时从书上读到这个遗言十分困惑，心想面对一些闲言碎语何至于此，不予理睬，或大声抗辩，不就结了?后来随着年龄增长才慢慢知道，人世间有1种东西你即便不理，它也在盈缩消长，你如去对抗，则往往劳而无功，甚至适得其反，而它又是那样强大而恒久，几乎能够决定你的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那就是所谓名誉。对于闲言碎语，阮玲玉可以怒目而视，但对它，阮玲玉只能瑟瑟发抖。因此，并不是人言可畏，而是名誉可畏。人言是纯粹的客体，名誉却可以笼罩自己，如果坦直地说名誉可畏，就会分不清自己该承担多少责任，它成了1种神秘而巨大的恐吓。
在阮玲玉自杀四十余年后的一九七八年，我家乡的一位女青年在边疆农场受到严重毁谤，而在当时，我国还没有建立反毁谤机制，丧魂落魄的她就在一次射击训练中把枪口指向了毁谤者。她成了杀人犯而理所当然地被捕，并且必将重判，这是她意料中的，因此她的举动至少有一半也可算作是自杀。没有想到的是，当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在报纸上以整版篇幅公布之后，她在狱中收到了难以计数来自全国各地的同情信件。那时人们刚从"文革"浩劫的阴影里走出，对于人身毁谤、名誉侵害，有普遍的切肤之痛。无论是她还是同情者，都把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
我原先一直想用远眺或俯视的目光来看待这个问题，因为近距离的刺痛往往不宜文学情怀，但事实上却很难做到。你看，就在我写前面几段文字的时候，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又一颗高贵的灵魂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而殒灭了，那是日本继黑泽明之后最杰出的电影导演伊丹十三。伊丹是一位勇敢的文明斗士，他与妻子宫本信子拍摄的电影强烈地抨击时弊，揭露黑社会，并号召人们与之斗争，因此引起黑社会各暴力团伙的刻骨仇恨，一再威胁恐吓、袭击骚扰，但是，这一切都没有使他屈服。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像戴安娜王妃那样遇到了以追踪偷摄为业的"狗仔队"，一家杂志刊登了他与一位年轻女职员一起走路和交谈的照片，并借此说他们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伊丹原定就此发表声明，不知怎么突然改变主意，决定自杀，他在遗书上写道："新闻界各位，我愿意以死来证明我的清白，除此别无他法。请诸位今后多多关照官本信子，她是日本最好的妻子、妈妈和演员。"在放着这份遗书的办公桌上，电脑屏幕仍显示着宫本信子的照片，他是看着爱妻的照片写遗书的。
为什么面对暴力团伙能够如此坚强的硬汉子，会在捕风捉影的照片和谣传前消灭自己?因为暴力袭击不仅无法损害他的名誉反而会使他大大增光，而那个看来十分无稽的谣传却是一切仇恨他和热爱他的人都会密切关注的，在这种关注中，无论是他，还是他的妻子，以及那位女职员，都不具备让人信服的辟谣身份，不管怎么说都尴尬，而除了他们三人，又有谁能说话?按照我以1个男人立场的猜测，伊丹自杀未必全然为了自己单方面的名誉，他太爱妻子，生怕妻子因此落入1个被人指点、嘲笑而有口难辩的可怕境地，只得用自己的生命做个名誉的救生圈抛给她。
那家杂志在伊丹死后成了人们指责的对象，只好发表声明，一是对伊丹之死表示深切哀悼，二是宣称本杂志没有违反新闻法。是的，这未必构得成犯法，但由于按动了社会神经网络中有关名誉的按钮，其恶果远远超过了那些暴力团伙。在名誉问题上，越高贵的群落往往越脆弱，要伤害他们太容易了。
以命相搏，毕竟是1种极端形态。在尚未抵达这条边界线之前，天地间又有多少人为了名誉在辗转反侧、夜不成寐、徘徊海滨、饮泣山角，或者血脉贲张、怒火填膺、亲族支离、老友反目?
名誉，婷婷袅袅地飘浮在世间上空的名誉二字，给人类带来过多少心灵的重压!
双刃剑
针对名誉的重压，有些放达潇洒之士提出了一张消散的方剂，曰："名誉值几个钱?你为别人活着还是为自己活着?把名誉扔开，什么也不要在乎!"
这种声音，带着1种可爱的悍气和赖气，对于即将寻短见的人无异是一声重喝，容易使他们摹然止步，霍然惊醒;对于那些满脑子愁云惨雾的人也会有快速的疗效，使他们突然轻松起来。但是如果细细品咂，又觉得不是味道，其间疑惑甚多。
突然轻松起来了的人们走向何方?他们也许会立即联想到一部电视剧中某个角色的台词："嗨，做小人真痛快!"漠视名誉当然未必做小人，但如果完全以放弃社会名誉来换取自身轻松，就难免会进入1种"失重"状态，飘到哪里都不知道，这种滋味也是不好受的。更重要的是，如果大家都不在乎名誉，人与人的交往失去了最起码的精神前提，整个社会就会变得跌跌撞撞。置身于这样的生态环境中，就像在黑夜里误入中世纪1个破残的乞丐城堡，哪一级石阶都踩不着实，哪1个转弯都鬼影幢幢，什么怪事都会发生。
其实，人类最初需要名誉，正是为了摆脱黑暗和无序。最初的名誉不是个人所能争取的，这是人们在黑暗中猛然听到1种强健声音之后的安静，安静之后的搜寻，搜寻之后的仰望，仰望之后的追随，追随之后的效仿，效仿之后的传递。名誉是对个人品行的社会性反馈，如果这种反馈广泛而持续，就能起到协调关系、统一观念、整顿秩序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名誉实际上已成为1种权利，1种在政治权利和军事权利之外的精神权利，而且在很多时候，政治权利和军事权利也要借助于它。
这种精神权利，由民众执掌;其执行方式，只是对荣耀感或耻辱感的激发而已，别无其它手段。但它的强度，有时超乎想象。去年在台湾，经常在电视里看到黑社会各级帮派头目向警方登记的报道。其中有些老人已与帮派脱离多年，即便不登记也算不了什么大问题，但他们却满脸无奈地对着电视镜头说：实在受不了周围人群对自己的鄙夷，仅仅对自己倒也罢了，但连儿子、孙子的名誉也受到污染，因此宁肯拼着老脸在电视上清洗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