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励志小故事

　　古今中外有很多流芳百世的名人,他们的成功故事也激励着人们前进,坚强。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古今中外励志的小故事，供大家参阅!

　　古今中外励志小故事(一)李清照：历史上最美的“女汉子”

　　作家梁衡这样评价李清照：以女人之身，求人格平等、爱情之尊;以平民之身，思公卿之责，念国家大事。她情超脱于女人，义超脱于平民，是“乱世中的美神”。

　　李清照是个美丽而温柔的女子，一句“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不知让多少女子嫉妒得黯然神伤;一句“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薄汗轻衣透”，不知让多少男儿心疼得寸断肝肠。李清照“女汉子”的一面，却为她那瘦弱的生命之体，注入了一些阳刚之美。

　　也许李清照从小受到父亲赋诗侑酒的熏染，也许同宗李白的“斗酒诗百篇”激发了她的想象力，她的词作中总氤氲着缕缕酒香。早先与人游玩，常常是“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她的酒中有乐;到后来与丈夫有了“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时，又常常“东篱把酒黄昏后”，她的酒中有愁;再到夫死南渡时，“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她的酒中有悲。

　　无论是初为人妇的“闲愁”，还是夫死、家散、国破的“痛楚”，李清照的生活似乎总是以词蒸煮一份孤独，用酒浇化心中块垒。她在当时女子中，才气“高绝一时”，饮酒无人可比，可谓无妇人拘束之态，有男儿豪爽之气。

　　因为李清照词中写的不只是愁怨，不只是小女子之心绪，更有大丈夫之情怀。

　　我们记得抗金英雄岳飞“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雄心壮志，也熟知辛弃疾“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的痛苦无奈，可谁知一个瘦弱女子内心发出的最强音，并不输给热血男儿。“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为了能收复沦丧的国土，李清照恨不得横刀立马，献出自己的热血与生命。在那样一个封建礼教盛行的社会，种种清规戒律捆绑了女人的手脚，也捆绑了女人的心灵，李清照却挣脱而出，以心抗世，以笔唤天!

　　更可贵的是，在那“熟人道义”的文化背景下，即使是丈夫的不耻行为，她也毫不留情地抨击。丈夫赵明诚为建康知府时，遇城中叛乱，竟缒城而逃。这对李清照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她因丈夫没有担当的行为而心灰意冷，在第二年逃亡江西的途中，在乌江边她激愤地写下了《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不以亲疏论大义，不以家事废国事，李清照的这种决绝，无疑又让自己陷入到孤独的深处。其实在这乱世，像李清照这样真性情的人，已不能像一根青藤，缠附于一棵大树了。更何况，南宋小朝廷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举目一望，苟延残喘到处有，血性男儿一时无。她无枝可依，只能做一棵树，一棵带有男性荷尔蒙的、孤独、激愤且清瘦的树。

　　李清照是不屈服命运安排的，就像一个独行客，天地任我行，仗剑走天涯。当她冲破重重阻力，与张汝州结婚后，发现了张的虚伪面孔，她不堪忍受，毅然状告张的违法勾当。要知道在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下，妻子揭发丈夫，即使丈夫有罪，做妻子的也要连坐。但李清照宁可玉碎，也要结束这不满百天的“瓦片”婚姻。

　　回望历史长河，不知有多少美女、才女，丰富了我们的眼球，开启了我们的想象，但能集美女、才女于一身，且又有着阳刚之美，能给人一种力量的，唯有她——李清照。

　　古今中外励志小故事(二)西南联大师生在战争与清贫中治学的故事

　　抗日战时，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联大师生生活十分困难。1937年上半年，一个教授的平均月薪约为350元法币，到了1943年下半年联大教授的每月平均收入为3697元法币，物价比1937年上半年上涨了405倍，因此教授的3697元收入只等于1937年的8.3元!依靠这仅值8.3元的每月薪水，又如何能维持一家几口人的生活呢?

　　联大学生贺祥麟目睹了一件事情：有一天晚上去当时最繁华的商业大街正义路一家拍卖行闲逛时，居然见到联大法文专业一位首席教授拿了师母的游泳衣去卖。闻一多先生则每天上午在联大授课，下午在中学兼课，晚上批改学生作业后，半夜还得开始为别人刻图章卖钱!

　　吴晗先生呢?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但吴先生因妻子久病，医药费和去上海的旅费无法筹措，乃于1946年4月写报告给校长梅贻琦，向学校借钱。报告说：“九年困境，债台高筑，旅费、医药费及最少5个月之生活费，一无着落。”只好提出先向学校借款，然后以自己的16大箱书籍变卖还债。再以法律系费青教授为例，费教授长期患病，经济极为困难，只好请求学校收购他多年来的德、英、汉三种文字的全部藏书。

　　吴大猷是西南联大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的恩师，早年留学于美国密歇根大学，东西方许多物理学家们在走上诺贝尔物理学奖领奖台时，常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这位从未去过斯德哥尔摩的东方物理大师。吴大猷的妻子患有严重的肺病。早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吴大猷听说喝牛肉汤可以治这种病，便每天到菜市场买牛肉来熬汤，送到女生宿舍给他这位女友当药喝。吴大猷的执着打动了病中少女的芳心，回国后两人结为终生伴侣。然而到了昆明，吴大猷的薪水，再也无法每天买牛肉熬汤了。为了病妻的身体，有时吴大猷不得不化装成贫民，到菜场去捡拾剩余的牛骨头，回家给妻子熬汤。当地的回民得知此事很感动，常常将一些牛骨头替他留着。

　　1942年，校长梅贻琦家里有时也连青菜汤都喝不起了，只能用辣椒拌饭吃。校长夫人韩咏华想找份工作，但作为当时中国第一校长的梅贻琦，不肯利用职权为妻子谋利。教务长潘光旦的夫人给她出了个主意：“咏华，你做的米糕，我们家大人孩子都喜欢吃。我看你不如到大西门卖米糕算了。”袁复礼教授的夫人也点头赞成。三人真的做起了卖米糕的生意。韩咏华说：“如果不是为了抗战，我们何苦受这份罪。这糕叫定胜糕，这是个吉祥的名字。我们瑞在糕上写点字吧。”袁复礼夫人总有办法搞到当时紧俏的廉价碎米，由潘光旦夫人把米磨成米粉，把赤豆做成豆沙，再由梅贻琦夫人亲手调制蒸熟，用红糖浆写上“一定胜利”四个字，夫人们自己提着篮子到街上叫卖。定胜糕在昆明街头销路很好。开始的时候，韩咏华不愿别人知道她是西南联大校长的夫人，每次上街都摘掉眼镜，脱下旗袍，换上从农民手里买来的蓝布装。可白皙的皮肤、鼻梁两侧深陷下去的眼镜凹印，还有那明显带有北方口音的昆明话，都瞒不了人。久而久之，不仅联大校园里的人，而且昆明街市上的市民，都知道了这位走街串巷卖米糕的女人正是大学校长的夫人，而定胜糕的名称也就此传开了。

　　古今中外励志小故事(三)吴晓波：我的偶像李普曼

　　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Lippmann，1889-1974) 美国新闻评论家和作家。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在宣传分析和舆论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声誉。这位世界上最有名的政治专栏作家在其1922年的著作《公众舆论》中，开创了今天被称为议程设置的早期思想。此书被公认为是传播学领域的奠基之作。

　　2004年6月，我去哈佛大学当了三个多月的访问学者，肯尼迪学院为我安排的住处就在查尔斯河边上，每当日落，我都会一个人去河畔的草地上散步。河水很清缓，岸边的乱石都没有经过修饰，河上的石桥一点也不起眼，三百多年来，这里的风景应该都没有太大的变化。我每次走在那里，总会浮生出很多奇妙的感觉。我在想，这个河边，这些桥上，曾经走过34 位诺贝尔奖得主、7个美国总统，他们注视这些风景的时候大概都不过三十岁，那一刻，他们心里到底在憧憬一些什么?

　　我还常常想起那个影响我走上职业记者道路的美国人。1908年，正在哈佛读二年级的沃尔特·李普曼就住在查尔斯河畔的某一座学生公寓，一个春天的早晨，他忽然听到有人敲房门。他打开门，发现一位银须白发的老者正微笑地站在门外，老人自我介绍：“我是哲学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昨天写的那篇文章。”我是在十八岁时的某个秋夜，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里读罗纳德·斯蒂尔那本厚厚的《李普曼传》时遇到这个细节的，那天夜晚，它像一颗梦想的种子不经意掉进了我尚未翻耕过的心土中。

　　在此后的很多年里，我一直沉浸在李普曼式的幻觉中：我幻想能够像李普曼那样的知识渊博，所以我在大学图书馆里“住”了四年，我的读书方法是最傻的那种，就是按书柜排列一排一排地把书读下去;我幻想成为一名李普曼式的记者，在一个动荡转型的大时代，用自己的思考传递出最理性的声音，我进入了中国最大的通讯社，在六年时间里我几乎跑遍中国的所有省份;我幻想自己像李普曼那样的勤奋，他写了36年的专栏，一生写下4000篇文章，单是这两个数字就让人肃然起敬，我也在报纸上开出了自己的专栏，并逼着自己每年写作一本书;我还幻想像李普曼那样的名满天下，他读大学的时候就被同学戏称是“未来的美国总统”，26岁那年，正在创办《新共和》杂志的他碰到罗斯福总统，总统笑着说：“我早就知道你了，你是全美三十岁以下最著名的男士。”

　　你很难拒绝李普曼式的人生。任何一个行业中，必定会有这么一到两个让你想想就很兴奋的大师级人物，他们远远地走在前面，背影飘渺而伟岸，让懵懵懂懂的后来者不乏追随的勇气和梦想。

　　当然，我没有成为李普曼，而且看上去将终生不会。

　　我遇到了一个没有精神生活的物质时代。财富的暴发成为人们唯一的生存追逐，没有人有兴趣聆听那些虚无空洞的公共议题，如果李普曼的《新共和》诞生在今日中国，销售量大概不会超过2000册，社会价值的物质性趋同让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成为最边缘、最被扭曲和受冷淡的一个族群。

　　这里没有李普曼的新闻传统和传播土壤，思想在一条预先设定好的坚壁的峡谷中尴尬穿行，新闻沦为意识形态的“弄臣”。

　　我没有办法摆脱自我的胆怯和生活的压迫。我躲在一个风景优美的江南城市里，早早地娶妻生子，我把职业当成谋生和富足的手段。我让自己成为一个“财经作家”，在看上去舆论风险并不太大的商业圈里挥霍自己的理想。李普曼写给大学同学、也是一位伟大记者约翰·里德――他写出过《改变世界的十天》――的一句话常常被我用来做自我安慰：“我们都成了精神上的移民。”